衡并没有包含真正的损失，它们尽管不怎么引人注意，却最终是决定性的。这就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被重新塑造的同时，知识分子的精神也被重铸了。
像大学教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既不再依赖于发表一些评论和文学研究的小杂志，也不再依赖于像《纽约人》或《财富》这样规模较大的期刊作为他们表达思想的途径。专业刊物和专集维持着他们的生计。现在，他们的文章由学术编辑、“评审人”以及同行来评判，而不是一般的《新共和》或《党人评论》的编辑来审阅。他们的学术天地小得多了，这还是刚刚开始。稿件没有被《经济史杂志》采用并不会造成生活拮据。工资还是能拿到的，因为校方得履行合同。然而，大学教师要升职称，最终要获得一个职位，关键要得到同行的赞同和承认。
学院派生活的局限和堕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对美国大学的无情而猛烈的批评最早出现于阿普顿·辛克莱的《正步》(1923)，以及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1918)。凡勃伦有意用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全面堕落的研究”。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在于这种情况出现的范围和程度。当大学教师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一个扇面，他们的缺点(和优点)也就产生了一种不小的影响。当他们在文化生活以外再划出一个活动范围时，他们的规则便成了法定的规则。
这些规则并未鼓励一种坚强的独立意志。而“迎合、取媚流行趣味”，向商业卑躬屈膝——凡勃伦谴责的“全面堕落”尚未完全反映现实，即战后年代里庞大的大学体系及其要求。长期以来，在学术上知其然和多产是最关键的，而政治上胆怯倒没什么。事业的成功取决于给院长和同仁留下的印象，而他们对一个教师在学术圈内是否胜任要比对他在圈外，也就是在广大社会生活中的情况更感兴趣。这对于维持这个大学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新一代的大学教师著书立说的时候，一只眼睛还得关注着一大堆东西——他们的发现、论点、事实和结论。
因为心浮气躁，他们对所写的东西并不精打细磨。学院派知识分子不珍视深入浅出或文笔优美的写作，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而是这几乎算不了什么。大多数学术文献包含论点或成果综述；出版发表要比怎么写重要得多。这些迫切的要求不断地决定着教授们如何去阅读，如何去写作；他们注重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那种已变得不堪卒读的公报式的学术论著，通过感谢同行和知名人土来加以粉饰。当然，晦涩的学术论文写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是它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欣欣向荣的大学吸纳了知识分子，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有的、而不是暂时的现象。知识分子不是突然间进人大学的，也不是突然间就唾弃那些平庸的生活。然而，当他们加速进入大学被认为打破了代际的节奏时，有关“消逝的”一代的秘密就基本上被揭开了。
在1940年左右或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从这样一个社会中涌现出来：大学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已经完成。做一个知识分子就得成为一个教授。这一代人涌人大学，如果他们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他们就得一直呆在那儿。他们走不出学校，不是他们缺乏才能、勇气或政治态度；相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会公共话语；结果，他们的写作就缺少对公众的影响。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更庞大的公众来说，他们还是看不见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对于1940年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所起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学院都很小，而且拒激进分子、犹太人和妇女于门外。做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意味着在学院教书。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对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回顾特别排除了教授。学院这条路因为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也就谈不上被断然拒绝：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确切地说，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必须搬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并在那里著书立说。
认识一下1900年、1920年及1940年的那几代人，便可以对于这些粗浅的分类做一些附加的限定。世纪之交出生的知识分子——路易斯·芒福德(1895-)，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代表着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以书籍、评论和报刊为生；他们从没有，或很少在大学里教书。他们是一流的散文家和高雅的作家，从容地为公众写作。还不止于此，他们还是公众崇拜的偶像、批评家和不屈从任何人的辩论家。
在192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人——艾尔弗雷德·卡津(1915-)、丹尼尔·贝尔(1919-)、欧文·豪(1920-)——可以被称作承前启后的一代。当大学还处在边缘的时候，他们已成长起来为小型杂志写文章了；这种体验赋予他们一种文风——优雅的、易接受的论文，面向更广大的知识界。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常常接受大学的教职，当非学术界人士的习性衰微时，他们作为大学教师的优越性就越来越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仍然忠实于自己的过去；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说，他们过时了。
学院化的全部重要性打击了194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所成长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并不存在大学之外的知识分子。由于上一代知识分子很少留意大学里的职业，在他们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另一种情况：这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留意大学以外的知识分子生活。在每一种情况下，“留意”意味着对真正的选择做出评定；它折射出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不仅是变化了的个人意愿。
这些社会现实不仅要求平庸之中有变化，同时还鼓励知识分子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彻底革新。1940年以后出生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从青春期开始就在大学的环境里成长；大学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就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比如，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从计划到完成——这通常会遭到局外人的嘲笑——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学位论文是获得一个重要学术地位、过上知识分子生活的资格证书；即使不进行调研写作，为了获得这张证书，也得多少年紧张地耗尽心力。对于很多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学位论文的完成是一件文化大事，也是他们人生的较量。
当论文完成时，它便不容忽视，论文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研究风格、专业术语、对特定“学科”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学科中的位置：这些标明了他们的心智。还有：完成的论文要由自己的博土导师和专家委员会评定，为此不知又要付出多少长期的、常常是羞辱人的努力。这就形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服从的密集的关系网——一种服从——这同他们的人生及未来的事业紧密关联。(17)即使他们希望——而通常他们是不希望——年轻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把自己从这种经历中解放出来了。
然而，更早的美国知识分子却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1900年的那一代很少有人写过那种论文；而且，当这极少数的人写那种论文的时候，大学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微不足道，也不能让他们把眼光紧紧地盯着论文，而是把目光投向大学以外的更大的公众群。特里林在回忆他的博士论文时提到这一点：“我决心涉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气质……这一决心就是要发现自己的受众，但这种受众不在学者中，而在一般公众中。”(18)
在沿着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学术之路前行方面，特里林完全是个例外。“过渡”的这一代人中也没有人获博士学位。他们在50年代进入大学(在后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们成为没有博土学位点的“重点”大学里有终生教职的教授；或者根据以后几乎不再被沿用的条款，他们被授予更高的学位。丹尼尔·贝尔回想起当他就要被获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时，遇到了一个让人棘手的问题。他们问他：“‘你有博士学位吗?’我说‘没有。’他们又问：‘怎么会没有呢?’我说，‘我从来不会屈从于一篇论文。’”最后他们根据他以前的工作，那本他写成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授予他一个博士学位。这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
这种非正式性反映了过去的一个时代。现在像欧文·豪或艾尔弗雷德·卡津那样没有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要在大学里谋一教职就不可能了，或者像丹尼尔·贝尔、奈森·格莱泽那样因过去的工作和成果而被授予学位的人也没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可能带着为几种刊载着《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杂志写的一堆论文出现在论文“答辩”中。而他们的前辈无需获得必要的学分或上讨论课——也不用付正常的费用。很显然，后来的这些学术障碍或新规定比什么麻烦都烦人；多年来，它们的实行限制了年轻的生命并最终限制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状态和个性。
当然，对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大学以外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不再可能。那时开放的文化空间不存在了，他们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正在萎缩的文化空间——不管是否被承认——把年轻的知识分子成群地赶进了大学。如果大学教师的薪水和安稳只是诱饵的话，那么，传统知识分子生活的衰落对他们来说才是可怕的打击。
靠写书评、写文章维持生计已不再是什么困难不困难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可能了。有影响的杂志和报纸的数量不断地在下降(仅存的几种杂志和报纸的稿酬也没怎么上涨)，无路可走，于是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如果说西部的疆土边界线19世纪90年代就封闭了，那么文化的边界线到20世纪50年代才封闭。这10年以后，知识分子不得不进入也已确立的学院体制或重新接受培训。
正在萎缩的空间不仅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生活范围的丧失，城市的波西米亚群落全都更新为杂货店和住宅。20世纪初以来最主要的城市波西米亚群落——格林威治村，以保证人生自由、艺术、性和自由思想为承诺，吸引了美国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付廉价的租金就能得到。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约翰·里德、弗洛埃德·德尔、马克斯·伊斯门就生活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的生活之中，并赞誉这种生活。当然，有时他们也对这种生活感到不满。
格林威治村尽管经常被描写得死气沉沉，但在40和50年代期间的确是充满生机的。“我是在1949年一个秋天的下午抵达的，”麦克尔·哈林顿写到，“放下我的行李便去找格林威治村。”他找到了，那里的人都来自一个大家族，“自愿脱离中产阶级。”对哈林顿来说，当50年代“垮掉的一代”把火炬传给60年代反文化的一代时，格林威治村就结束了。那是60年代初的某一个晚上，一个“腼腆的、名叫鲍勃·狄伦的小孩，戴着一顶松松垮垮的帽子出现在一队骑兵中[聚集在他们常去的小酒店]并模仿着伍迪·格思里的样子。”
格林威治村的消亡，当然不能说出准确的时间，但它的消亡无疑使新一代独立知识分子的生活黯然失色。整个50年代，这地方成了逃离传统职业的人们的避难所；即使作为一个神话，它也使一种独立的生活初见端倪。当然，一些伪善者、骗子和爱捣乱的人也涌入格林威治村，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情况一点也不错，况且，这或许正说明了这个地方的某种魅力：他们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去。没有格林威治村，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想象除了大学还有其他什么选择，也不能向其他选择进行挑战。
即使H·L·门肯对波西米亚群落没有特别的好感(“这个村落只能制造毫无意义的噪音”)，也得承认“这里的景观给了我愉悦”，因为它展现了“年轻人对教授们教学上的专横的自然而然的反叛”。在“对预科课上的一团迷雾嗤之以鼻后”，我们发现一个从乡下来的、穿着灯心绒裤和丝绒夹克的年轻的准诗人，在麦克道戈尔街地窟里愤怒地用拳头敲击一张松木桌……他的话里充满了对诗集、未来主义、幽灵、旋涡画派(未来派的一种)以及表现主义的精神错乱式的尖刻批判。这是一个奇迹吗?——他问道。
不再是奇迹了。绅士化使格林威治村的廉价租金取消了，把边缘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挤了出去。本来属于波西米亚式生活中心地带的地皮，在真正的房地产开发商出现的时候就割让给了他们。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把纽约变成了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城市，一个再也不能维持不富也不穷的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生活的城市。
在其他各地，城市波西米亚式文化人也屈从于同样的经济压力。格林威治村是主要的波西米亚式文化人的聚集地，但不是惟一的中心。旧金山的北海滩、洛杉矶的威尼斯也同样吸引着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其他城市也自诩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临时的、小而整洁的波西米亚驿站。这些做法当然很容易受到诽谤。然而，不管你对社会有这样或那样看法都不应忘却，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甚至在一切个体的生活中——众人拾材火焰高，几个朋友在一起才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朋友可以相聚在圣·路易斯的咖啡屋里，也可以相聚在西雅图的书店里。波西米亚群落就可以这么小，同样也会生气勃勃。
然而，即使这与世隔绝的书店或咖啡屋在近几十年中也相继关闭了，变成了健身中心和酒吧，重新开始营业。滋养着波西米亚文化人的廉价而又使人心旷神怡的城市空间已不复存在了。城市生活环境的暗淡无光使文化空间也完全黯然失色。杰罗尔德·西格尔在他对波西米亚的研究中写道，“曾经被放浪不羁知识分子占据的自由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想象的——现在已经变得日益狭小，甚至越来越难以发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被严格细分为郊区购物中心、繁华的市中心以及荒凉的贫民区这样的社会中成长。无论是在文化上或是物质上，地理环境都没有为在城市或郊区的校园以外寻求类生活的知识分子提供避难所。
所谓的文化生活，乃是由知识分子的如下活动构成的，他们不只是写作或思考或画画，而且还生活、工作在特定的环境之中。这并不是一个新发现，但却很容易被忘却；埃德蒙·威尔逊或乔弗雷·哈特曼，后者是耶鲁大学的英语教授，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他们俩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生活。我提及这点是因为我的论述将由于他们的小传而变得耐人寻味；至少我将提供出生日期，有时还提供当前的活动。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要把这本书搞乱，而是要为读者提供一代一代人发展过程的轨迹。它关系到那些为《纽约人》或《中西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撰稿的人，不论他们是出生于1910年还是1940年。
然而，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观念是不一样的。生平经历不能取代思想。为了这项研究，了解他们什么时候出生，他们过去做了什么，现在又正在做什么是很重要的；但这还不够。人生的全部不可能只简化为他们的生活和职业，精神也许更为重要。
保险业的官员也许能写出好诗；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写出革命文告。然而，通常他们都不会这么做。最好是记住这种事而不要为之烦恼。保险业官员常常作一些记录和摘要，而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常常写专题论文和奖学金申请。精神也是一个问题，这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训戒。人们固然是干什么的，就是什么人，但也不完全如此。
有几点需要加以注意：对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讨论不针对个体，但也不回避个体。评论必须锁定在对具体人所作的判断上。然而，如果公共文化被金钱和政治所歪曲，随意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就不值得注意。也许，正在衰老的一代人把握着公众的注意力，而没有被公众注意到的则是正在繁荣兴旺的青年人文化。这些情况谁又能说得清呢?
是的，没人能说得清。然而，和公共生活毫无关联的隐秘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如果判断比想象更多，就必须依赖一些事实，从手头掌握的材料，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著作着手。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选择哪些著作呢?公正的调查必须仔细分析所有材料，同时应该看到它们都是带有偏见的；即使最审慎的文化上的结论也不仅是对个别艺术家和作家的评定，而且还是对事先选定的群体的评定。当然，从狭义上说，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这群人和那些没有能给公众留下任何印象的人相比是成功的。就那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而言，即使最离经叛道的几代人也是从众者；他们认可了某种文化上的规训。
然而，他们无路可逃。一个批评家可能向苏珊·桑塔格或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有影响的观点发起挑战，但是，向全部的作家候选人发起挑战并同时提出另一份不知名的候选人名单就不可能了。这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些人想象到一个平和的历史进程优胜劣汰，选推出了天才而埋没了平庸者，这些人相信有形的文化包括了值得一看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我既不想把看不见的或默默无闻的天才浪漫化——这是一些历史学家的一贯爱好——我更不想夸大那些受到赞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位更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运气和朋友，而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内在才能。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至少自从《拨号盘》于1918年从芝加哥搬到纽约开始，曼哈顿及其知识分子便有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不仅主要的出版社，还有主要的知识分子刊物都云集在纽约：《纽约时报书评》、《评论》、《纽约人》、《国家》、《纽约书评》及《哈泼斯》。
这是令人遗憾的。西海岸的作家和诗人长期为没能受到纽约出版社和评论家的注意而牢骚满腹。得出以下结论是合理的，即纽约是因为强权和**而称霸一方的。也许，西海岸至今仍没能创办和纽约抗衡的知识分子刊物倒是个严峻的问题。从人口密度、平均收入以及图书销售来看，洛杉矶这个大都市足以和纽约抗衡，或许还超过纽约，但这些数据却不能变成文化杂志的数量。《洛杉矶时报》虽然不能和《纽约时报》相提并论，倒还有点名气，而《星期日书评》杂志就算不上什么了。
在20世纪80年代，纽约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可能基于一种让人眩目的视觉幻象。虽然文化活动涌人诸多城市和大学，这个日益衰退的文化之都仍然显得富丽堂皇。尽管年复一年纽约在缩小，但由于没有一个与之匹敌的中心，它投下的长长的影子仍然把别处都覆盖了。从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或俄勒冈的波特兰来看，纽约像是一座文化的高峰。
我在论述过程中也被同样的幻觉缠绕着。即使当我涉及到一些个人和20世纪50年代及更早期的期刊时，我也不想夸大认为他们有显著优越性的幻觉；即使当我在论证一代知识分子的消逝时，我也不想把前几代人奉为圣人——对于以往那些没有写出什么经典之作而让人失望的纽约知识分子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更明确地说，如果说那些来自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直雄踞于文化风景之上直到80年代，那么，这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太高了，而是因为文化的风景已变得太平板化了。
当然，50年代的一些著作——德怀特·麦克唐纳、C·怀特·米尔斯、路易斯·芒福德的著作——是一流的；而且名单还可以扩大——但人数不会太多。美国知识分子所作的文学的、社会的、抑或文化的批判很少令人震惊。在莱昂内尔·特里林身上可略见一斑，他通常表现为美国(和纽约)知识分子的代表，其文风是世界性的、有思想的和优雅的。
莱昂内尔·特里林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的优势恰恰是他明显的局限。使莱昂内尔·特里林出类拔萃的是他文章的韵律和审慎的自由主义，而不是他的才气、独创性或思想的力量。他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至多不超出英美文学；他的社会理论是肤浅的；他的哲学是薄弱的。他那些为仰慕的听众作演讲的文章不堪卒读。在《自由想象》的首篇文章中，特里林对V．L．帕林顿的说法正好可以用于他自己：他不是“一个有伟大心智的人……也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他留下的是简单的思想，因其高尚和热情而著称”。甚至同情特里林的一些研究也暗示，他的文章是含糊不清，或是“无足轻重的”。
然而，就其单一但却完全是批评性的特质来说，50年代的知识分子大大地超过了他们的接班人：他们掌握了公共话语。不论是莱昂内尔·特里林、保罗·古德曼以及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还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和小威廉·P，巴克利，都因为他们掌握了公众话语而隐约出现在广大公众之中。5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政论家：他们为有教养的公众写作。接下来的一代人却放弃了这种语汇，因而也没能得到公众的认同。
确实，60年代的活动家赢得了公众的注意。而和60年代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却没能在公众中占有一席之地；许多人去从事其他事业；还有一些人消逝在大学里。今天要说出哪怕几个60年代成年的、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决非易事；甚至那个时期的作品——《反文化的形成》、《美国的绿化》、《追求孤独》——都缺乏早先社会批评的力度。当然，这一事实重申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60年代的知识分子?后来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一些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露面了然后又退出了。所以说，一代知识分子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