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率和实施频率有多高，它本身的不道德实质就必然招来社会的镇压。有人则干脆主张：筛选审查所有的人，对任何有同性性行为倾向的人都加以“治疗”或“隔离”，这种行为就会被彻底消灭干净……我们的数据表明，如果照此办理，至少要隔离三分之一的男性。”

    最后，在指出了这种作法本身的荒谬之后，金西又预言了同性恋作为人类性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性质，并提出它是人类的能力的表现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　“即使真的实现这一计划，真的把所有有过同性性行为的人从今日社会中消灭干净，人们也没有丝毫理由相信它的发生率会在下一代人中有任何实质性的降低。从历史之初起，同性恋性行为就一直是人类性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人类拥有多种能力的一种表现，而这样的多种能力正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金西，第二一五——二一七页）考虑到四十年代末笼罩着美国社会的严峻道德气氛，金西阐述自己关于同性恋的观点的勇气实在令人钦佩，难怪他的著作能够振声发聩，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为之一变。

    在对待同性恋态度上形象最大的第四位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又是所有四位人物当中最为深刻的。马尔库塞在同性恋问题上的观点，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基调在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蔑视爱欲和摧残人生，无情地揭示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丧失了完整的美感和爱欲这一事实。

    马尔库塞的主要论点是主张使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生殖器官成为性感的主体和目标，所以他不但不反对同性恋，而且指出：同性恋是**讨厌服从生殖秩序而发出的抗议，是**对保障生殖秩序的制度提出的抗议。所谓“生殖秩序”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正规的性关系应当仅以生殖为目的，否则就是越轨行为。避孕的**、不能生殖的异性**和同性**都是不道德的。按照这种逻辑，那些不知道**与生殖之间的联系的人的性行为就是越轨行为；而那些以为同性**可以受孕的性行为却不属于越轨行为了。

    在马尔库塞看来，“性反常”本身无视生殖秩序的压抑的要求；坚持以快乐为性的目的。性反常者是与现实原则相对立的快乐原则的拥护者，因为性反常行为表现了某种不受时间空间和对象选择限制的性活动，表现了不受性器官限制的多种形态的性活动。他们对当代文明必然造成的部分丧失性特征的个人构成了威胁。马尔库塞并不是认为怎么做都可以，而是对所谓“性反常行为”加以认可，认为这种行为的基础是受到压抑的人类潜能与自发性的释放。他认为同性恋现象中包含着革命的潜力，是对生殖秩序的反叛，同时指明了某种更充分的爱欲意义，代表了**的可能性的充分实现。

    除了对性行为的生育目的的反叛，更有人从美学角度来理解同性恋的爱欲。莱文森从这一角度提出的重要论点与马尔库塞的观点十分接近。他认为，在古希腊人那里，性属于美学领域。也就是说，古希腊人被所有的美的东西所吸引，而不论它属于男性还是属于女性。他们不注重对象的性别，只注意它是美的还是不美的。他们在男女两性之间不加区分，认为没有绝对的界限，没有只吸引此性不吸引彼性的东西。因此，在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吸引力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吸引力不以性器官的区别为基础，而是服从于秘密的美学原则。对象可以很容易地从男性转到女性，在**色认同下可以认为是中性的。（莱文森，第四三——四四页）其实，弗洛伊德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它指出：“古代于现代**生活的差别里最为惊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们太强调对象的重要性。古人视本能为万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级的性对象；我们则蔑视本能的活动本身，只有面对美好的对象时，我们才能从容其活动。”（　弗洛伊德，第五一页）

    总而言之，自从以上述各位大思想家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运动兴起之后，一种对同性恋的全新的观点迅速在公众中传播开来，即认为同性恋不伤害他人，对社会的影响也不直接，就象酗酒或自由恋爱一样。它即不是犯罪和邪恶，也不是心理疾病，而是一种属于少数人所有的生活方式。人们对于这种有异于常人的少数人的行为方式有了更大的容忍度。

    一九七八年，社会学家鲍曼对三二一名异性恋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比许多同性恋者和立法者宽容得多。他们中得大多数人不但不反对同性恋，反而赞成取消对同性恋的种种制裁措施。持这种宽容态度的人们具有下列特征：年轻、无宗教信仰以及交过同性恋朋友等等。（鲍曼，一九七九年）

    尽管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性恋本人的自我评价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不可否认，仍旧有不少人继续保持着对同性恋倾向的否定态度。在一九八三年美国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虽然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同同性恋者应当获得平等就业的机会，但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人赞成把同性恋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看待。尤其在发现了同性恋者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这一事实之后，人们对同性恋的反感有所回升。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助手布坎南在报上写到：“可怜的同性恋者，他们已经向自然宣战，而现在，自然正在施以可怕的报复。”无独有偶，我国一位性病专家在北京召开的爱滋病国际研讨会上居然说：“爱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在一九八三年夏天，一位美国牧师居然建议把同性恋者圈在一起，像对待有病的动物一样，把他们隔离起来。由此可见，人们对同性恋的厌恶和仇视还远未消除。但是，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在越来越多的地区，人们显得越来越宽容，总的趋势是，同性恋者正在逐渐取得应有的自由和权利。”（斯马，第八四页）

    □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