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可论之处，因清史及清廷档案中记载都十分清楚，且当时在浙江一带知道的人也颇多。马士英在弘光朝覆灭以后，被南明唐、鲁两王势力拒之门外，盘桓于浙江一带，这期间多次参与反清战役，在江浙一带最强大的抗清势力吴易吴日生的部队兵败后，马士英亦遁入空门躲避清廷缉拿，后因叛徒出卖，被清廷抓获，最终不屈就义。

    然而在《明史》中，马士英传的最后却出现了这么一段文字：“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俱擒获，诏俱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作为史书，理当一是一二是二，写得清楚明白，而马士英到底是怎么死的，治史者的肚子里其实清楚得很——“事具国史”。当然，治《明史》时还没《清史稿》，所谓“事具国史”就是当时开放的一些清方记载，但有张存仁这种清朝封疆大吏级别的疏奏，清军中下级文武官员的报告为凭，其间已毫无可议之处，借用顾炎武一句斥阮大铖自辩无有“叩马献策”事的话来说，就是此等事体“万耳万目何可掩也”。

    另外，官史就体例而言，若非确实无法断定的问题和具有相当价值的资料，则完全不应该并列一些截然不同的记载，尤其是那些明显不实也无价值的记载。然而就在本应极为严谨的史书里，在如此清楚毫无可论的问题上，在马士英之死这种一点没疑义的紧要地方，治史者讲完马士英之死之后却生生又附上这么一段毫无史料价值的荒诞之说，使得本无可议的马士英之死以及其人是否有投降的问题，顿时成了一件似乎需要研究的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