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25）

    这种异常不伦不类的体例，真是将春秋笔法之运用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附上的这段文字，也堪称是精心打造的造谣生事之杰作。

    其先说野乘——也就是野史之记载，是马士英和阮大铖、方国安一起被俘，阮、方两人投降，却全然不提此刻马士英之态度与结果，这显然就是想让人误会马士英也如两人一般投降了。不然的话，此间大可不必夹上“大铖、国安先后降”这毫无关联的一句，直接写成“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寻唐王走顺昌”便可。其实此三人落入清方手中的时间、地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就无法联系到一起去。之所以要把三人扯到一起，无非是因为先前马、阮为一党，而方国安后为马士英出头挟鲁王斥张岱，故把这三个所谓的正人君子们的大对头给串到了一起。仅撰者这一手，就已类小儿相闹的那些下乘手法，十分令人鄙视。

    又，若是其要说因下文谈及三人结局，所以在此要先交代一笔，那又何以此处只提方、阮二人的“降”，而独回避马士英之态度？他降也好不降也好，这里总要交代一句吧？为什么不交代？这无外就是想让人产生马士英也降了的联想而已。

    可千万别说不会有人信，此种手法荼毒真的相当厉害，即使如谢国桢先生这样的大家也不免中招。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谢先生就直接沿袭了此说，道：“后来士英投降清朝，也被害了。”

    这段文字的用意之毒，当真是其心可诛。

    书者接下去又说“我大兵”后来搜得马士英等三人的内应书信，于是将方、马二人斩于延平城下。问题在于这延平城是现在的福建南平，而马士英未曾入过闽界，又如何将其斩于延平城下。此种一望便知的诬枉之言，居然也敢堂而皇之地写进正史，说起来这史官的“史见”实在叫人不齿。

    不过我想这位作者的史见不太可能真的如此之差，大约也是实在没办法，盖因前面已经写上了那么一段谣言，总要做个了断吧，于是也只好把这样的狗尾接上去而草草了之。

    因为治《明史》者，就算史德不去论，史识不大够，史见、史才总应该是不差的。清康熙十八年，当朝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特旨敦请有明一代“遗民”黄宗羲入局主持，黄宗羲自己称病不去，却派了高足万斯同、万言叔侄及其子黄百家前去，而万斯同实乃《明史》实质上的总纂。在纂修过程中，黄宗羲与此数人的书信往来中，自内容到体例又无不往复讨论，故全祖望对此曾曰：“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

    故不管这一笔谁写的，我想身为与阮、马交手频繁且有切齿恩怨的黄宗羲，不至于对马士英传不闻不问吧；即使他实在不屑过问，他那几位参与修史的弟子、儿子，想必也不会这么没职业道德地不看吧，于是我便实在不知道看过或者写过马传的这些人，其史才、史见、史识，乃至史德在当时都去了哪里。

    另外，关于马士英到底是怎么死的，死时情形如何，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早有过详尽论述，若在此再重复叙述，不免有掠人之美兼蒙稿费之嫌疑，故照录于后，以正视听。我想，就算马士英再不济，也不能让他在杀身成仁做了烈士后再蒙冤吧。

    清实录记载，顺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等进剿太湖逆贼，擒获伪大学士马士英、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等。捷闻，令斩士英等，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载，顺治三年“六月，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副将张国勋进剿太湖逆贼，长兴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获，伪大学士马士英潜遁新昌县山内，都统汉岱追至台州，士英属下总兵叶承恩等降，并报称马士英披剃为僧，即至寺拘获，并总兵赵体元，令斩之”。时人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