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辽东大凌河，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时任宁前兵备佥事，因此被坐削籍，巡抚方一藻、监视太监马云程惜其才，上书请留，朝廷以为可，然而陈新甲却道，“臣蒙使过之恩，由监视疏下，此心未白，清议随之，不敢受”《明史》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凡此等等皆可体现当时言官清议之威力。

    只是言官中一样会有趋炎附势及无耻之辈，因此言官清议虽大体为持节之论，也未必全都是好的；又清议之力既然日盛，自免不了有利害，有利害就有党派，有党派也就开始了党争，于是言官清议最终不免还是变了味道。

    二、思想演变和士风之变

    就在政治体制转换的同时，明代士人思潮及士风，也在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政治大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转变之旅。

    明代士人之思想，起始秉承的是程朱理学。明成祖亲自作序颁布的三部理学《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论著汇总，程朱理学自此一统天下而成为明朝的国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当时情形为“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由于宋明理学都片面强调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之纯粹的伦理道德，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得一些士大夫对节操和伦理道德的追求几近于偏执，这种极端思潮对整个社会亦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因为对伦理思想的极端化和绝对化，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直接取代了社会经济思想，它要求人们禁绝自己的“私欲”，声色犬马固然不可以，“慕富贵”、“尤贫贱”也必须去掉，以求富贵为耻为道德品格的低下。尤其在嘉靖、隆庆以后，“禁欲存理”之论日益高涨，这显然是对工商业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的极大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