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6）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东林党人当初的主观动机如何，后来对峙双方的格局又如何，可最终导致的客观结果，是彻底败坏了弘、正、嘉、隆数朝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之风气，破坏了这种由他律进而使官员自律的环境，我认为身为引发和加剧这种状况的东林党人，无论如何都是难辞其咎的。

    另外，如《明史》所言，这些纷争除了引发党争，还使朝中“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一向负有纠察风气、弹劾官吏之责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们时时抨击政府，与以内阁、内监为代表的执政方势同水火，在政治上形成了极为清晰的对立格局，“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砺锋锐，搏击当路……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矣”《明通鉴》卷六十八。。而吏、户、兵等府部势力则时而自成一派，时而摇摆不定，因时因利因人而定，为两者之间一股时明时暗的势力。

    不过这种言官裁量执政，与政府日与枝拄的局面，虽然不排除有意气相争不顾大局的时候，但也使明代言官在大多情况下，尤其是中叶和晚明初期，得以秉持了难能可贵的士人气节，而言官清议也基本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和民意，有相当数量的言官不畏生死仗义执言，乃至以身殉道，如历经万历、光宗、天启数朝，在天启时被魏忠贤迫害惨死的御史左光斗、杨涟等人，便是其代表人物。

    正因为相当部分言官和清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民意和社会舆论，并且敢于仗节执言的言官们又往往有着相当良好的个人品格和素养，因此普遍为民间所推崇，其清望也日益高涨，到了最后，言官和清议又反过来开始影响官吏甚至内阁大学士的任命。如崇祯朝的周延儒，就是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的“复社”在野势力推上了首辅之位；崇祯四年（1631年）明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