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快就被中央政府镇压了，如“马革裹尸”的典故就是说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叛越南的故事，唐朝设“安南都护府”对越南进行了最有效的管辖。历史发展到明朝，明成祖朱棣曾经兴兵80万征讨交趾，将其并为明朝的一个省，设置官吏，加以统治。但仁德的朱瞻基却和乃祖的看法不同，他把越南当做了一块烫手的山芋，认为越南地处偏远，明朝连年派兵交趾，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难以承受之重。他“反复思之，只欲如洪武中、永乐初，使(交趾)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这种想法是要改变直接统治交趾的做法，恢复交趾为附属国的地位。宣宗的想法遭到了大臣蹇义和夏原吉的反对，担心“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但宣宗可能认为一者中国地大物博，损失一块也没什么关系，二者边远地带总嚷着闹独立，连年派兵镇压不利于与民生息，反而浪费了大量的钱粮；三者越南乃蛮夷之邦，怎能与中土相提并论，把越南当成了后娘养的。于是心慈面软的宣宗最后下旨，竟然同意了越南的独立要求，从此越南成了被中华民族抛弃的孩子。

    后人对明宣宗的做法一直持两种态度：一种是赞成支持的态度，认为放弃越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利于社会发展；另一种就是我赞同的看法，认为其“丧权辱国”。邓小平当年在谈香港问题时的态度很代表有骨气有脊梁的中国人的看法，他说：“主权不容讨论”，“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在民间的一个普通家庭，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当日子过不下去时，被迫“卖儿卖女”，放弃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小时候学“忆苦思甜”的课文，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这种事儿常有。将这种事放大到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道理，清朝领导人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那是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由于贫，由于弱，没办法的事。而明宣宗则不同，没有国家对其造成威胁，越南那时只是嚷嚷着闹独立罢了，而明宣宗作为一个皇帝，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越南毕竟是“蛮夷之邦”，跟眼皮子底下的中土没法比，顶多算一个“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管她倒成了累赘，不如由她自己过日子算了。于是圣旨一道，“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实，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亿万中华儿女的想法呢？我觉得，不论怎么强调历史的理由，客观的条件，都不足以让人们原谅他这一错误的决策。这个平生最爱逗蛐蛐的“促织皇帝”，大概把越南当做他不喜欢而空费饵食的蛐蛐了。

    “位卑忧重意如何？雪落无声悬镜阁。以史为鉴成空叹，古往今来任蹉跎。”俱往矣，越南问题已成了改不掉的历史，明宣宗一念之仁，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是否有“仁德坏大事”之嫌呢？俗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则”，面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代表的毕竟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的确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