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5）（全本完）

    这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史家了。我以为，我们应该将封建社会中的史家，当做诸予百家当中的一个专门的学派来进行观察，而且，还应该把史家看成是过去时代里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学派。这一史家学派的成员们，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他们的身份往往是统治阶级中的在野派，是一些曾经参预过政治，或者其身份和政治较为密切而又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大臣是奉皇帝之命领衔修史的，但这些大臣手下的直接撰写史书的助手们仍然大致属于上述的那二类人，或者这位大臣正处于政治上不得意的时期，才有时间修史，例如像司马光的撰写《资治通鉴》那样；他们又是一些非常关心政治、非常有抱负的人，司马迁就把自己和周公、孔子相比；他们有条件博览群书，知识相当广博或极为广博，他们往往同时是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水准往往是处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点上，以致他们总是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足够的份量来评判皇帝和大臣们的是非得失；他们往往有某种从政的历史，或者是处在一个能够冷静观察时政的地位上，不管是修本朝历史或是前朝历史，某种程度的从政经验往往是必不可少的，这才不致成为单纯啃书本的书呆子；……只有具备了或大致具备了这样一些特点，才能做到高屋建瓴地总结某一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失，从中归纳出带规律性的问题来，用以指导自己的修史，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识问题。评判处在一个时代尖峰地位的帝王将相们的得失，需要胆识，而这种胆识又绝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史家们褒贬帝王将相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呢？

    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尽管各本古代史籍的水平高低千差万别，但是，决没有一本史籍是专讲帝王将相好话的。让我们设身处地为那些处在封建关系下的史家们想一想吧！他们看到皇帝要磕头，对皇帝说起话来，离不开“天皇圣明”之类的套语，皇帝一不高兴，他就得脑袋搬家。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为一切人所习惯地承认，也为史家们所必须承认。但是，当他拿起笔来写史时，不管是写前朝历史还是写本朝实录，他却又必须站得比一切帝王将相都高，并且还得因此而冒风险，这可真不是易事啊！一定得要有某种崇高的理想和明确的理论在鼓舞着他，支撑着他，他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史籍中评判一切。

    这就是从先秦的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给后代留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以及，从这一前提出发认真探讨治乱之道的执着精神，这一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