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4）

    无独有偶，唐太宗所坚持的这一封建制约制度，在宋太宗那里进一步被重申，并且更加明确和确定了，这就是本书中的《追回诏书和封驳制度》这则故事所写的内容。宋太宗把门下省的封驳机构独立出来，成立“通进、银台、封驳司”，这是进一步把封驳定为机构的名字，突出封驳。这显然是从制度上对唐太宗的封建制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手上，谏劝皇帝的谏议之臣和监督大臣的御史台这一部门，都已建立和完善起来，合称“台谏”。唐、宋两个朝代享年都比较长久，应该说，这两个皇帝在制度上对后代皇帝的少犯错误是有特殊贡献的。而宋代在宋神宗和宋徽宗这两个皇帝手上，封建制约制度遭到了比较彻底的破坏，又可为北宋的灭亡找到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这两个皇帝有高下之分，虎犬之分，但是，在他们的统治下，都出现了“台谏为之一空”的可悲局面。台，是御史台，御史是纠察大臣的；谏，是谏官，谏官是批评皇帝的。到了皇帝和宰相等大臣都缺乏监督力量时，谁还再敢对诏书提出驳正!祖宗成法有好有坏，以为破坏一切成法就是革命，这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偏见而已。

    一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官制度，是参考、学习了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并且加以改进的产物。我们从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中的制约机构和台谏以至采集民歌等重视朝廷内外舆论等制度方面，确实也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的萌芽，这两者的继承关系迄今尚无研究的专著，我想，这类研究当会是有趣和有益的。

    这就要说到皇帝的好坏和读书的关系了。汉文帝受了能通“诸予百家之书”的儒生贾谊的影响，他的去除诽谤罪很明显的和贾谊所上《治安策》有因果关系。汉初的皇帝们，读书往往不是自己读，而是让通晓典籍的儒生或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为自己讲课，这和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本人文化偏低有关系。刘邦就曾由儒生陆贾为自己讲《诗》、《书》和治乱之道，并且也由陆贾留下了“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这样一句明显地强调读书的重要性的名言。汉文帝显然多次让贾谊为自己讲过课，包括讲鬼神之事，李商隐那两句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讽刺汉文帝的。不过，这两句诗显然作为历史评价是有片面性的，汉文帝对贾谊，是既问苍生、又问鬼神的，况且问鬼神之事还要看答覆如何，也不能一概否定，看汉文帝临死前所下的薄葬诏书，是具有相当的唯物主义水平的，这也未必不是受了贾生的影响。另外，晁错奉命去向伏生学了《尚书》后，也要向汉文帝报告学习情况，这种报告当也类似于讲课的。至于唐太宗的组织大臣们修撰前朝史书，以及自己认真读史，这是一切有关唐代史籍都有记载的；而宋太宗的认真读史，亦见于本书中的《《太平御览》书名的由来》一则故事中。清代康熙皇帝的爱好读书对他的处理政事上的眼界开阔有明显的好处；甚至五代的后唐明宗，他自己虽因是文盲而不能读书，但却能重用有学问的臣子，并且让有学问的臣子为自己讲授书本知识，也成了一个有名的关心百姓的皇帝，事见本书中的《关心百姓的文盲皇帝》-文。当然，后唐明宗不能和前述博览史书的皇帝们比成就，但这个例子，也就更证明了，读书确能增加皇帝们的修养，开阔皇帝们的眼界，提高皇帝们处理政事的水平，从而有益国家、有益生民，读书的这一作用是由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我们过去曾有过对“读书做官论”的大批判。大批判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这个问题早已是公认的了。任何观点，一经列入大批判的选题，被批判者就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而众多的、水平高下不齐的批判者们，因为是打死老虎，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心所欲地乱说一通，而不需担心对手的任何反驳。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者们是什么低水平的奇谈怪论都可以出口成章的。倘说，即使在封建社会中，那些比较开明的皇帝们所下的诏书，还希望能有臣下驳正以臻完善的话，那么，这种打着批判者的旗号封死对方以至任何可能的反驳者的嘴巴，以求舆论一律的做法，实在是一种过于可笑的做法，而这种做法的害处，则是使任何能够居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