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65）

    自李云、杜众死后，宦官们等邪臣越来越横行无忌。太尉黄琼自己估计力不能制奸邪，于是称病不朝，同时上书汉桓帝说：“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于前朝之善政，诸梁专权，宦竖充朝，李固、杜乔以忠言横见残灭，丽李云、杜众又以直谏随后受诛，海内伤惧，加以怨结，朝野之人，以忠为讳。如果对一般鸟类覆巢破卵，凤凰也就不肯飞来了；如果对一般兽类杀牲害胎，则麒麟也就不会出现了。这是因为物感相应之理啊！宦官挟邪，群辈相党，与梁冀腹背相亲，共为奸恶，至梁冀诛时，又将这批奸邪之徒与忠臣同时显封，粉墨杂糅，所谓置金珠于沙砾，碎璧玉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受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死之日，陈不讳之言。”上书以后，汉桓帝置之不理。

    黄琼死于汉桓帝七年，将葬时，远近四方名士来送葬者达六七千人。黄琼未做官前，就是名儒，在家教授学生。黄琼有个学生徐稚，字孺子，在黄琼做了大官后就不再出现在老师面前了。黄琼死后，徐稚前去吊孝，按礼将酒洒在地上，哀哭而去。负责治丧的人认不出徐稚是谁，告诉黄琼的学生们说：“刚才有一个书生来，衣粗薄而哭得伤心，没有留下名字。”诸名士说：“这必是徐孺子。”于是公推善于言辞的茅容轻骑追赶徐孺子，终于追上了。茅容沽酒买肉，请徐孺子吃了一餐，问以国家之事，徐孺子不答；问以田稼之事，徐孺子才肯回答。临行时，徐孺子托茅容转告名儒郭泰说：“大厦将倒，非二绳之所能系，何必栖栖遑遑地忙那些无益之事！”

    茅容回来，把这一切讲给众名士听。有人说：“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徐孺子不肯与茅容谈当世之事，岂非失人乎？”郭泰说：“不然，徐孺子之为人，清洁高廉，饥时非其人不肯食，寒时非其人不肯衣。如今他能和茅容一起饮酒食肉，说明他了解茅容之贤。至于不回答国家之事，这就应得上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了。他要茅容转告给我的话，我要拜受，作为师表。”

    郭泰，字林宗，是名重一时的儒生，有知人之明，善于奖掖后进。有人劝他做官，他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撑了。我只能优游卒岁而已。”不过他还是住在京城教诲其他儒生不息，只是对政事已经完全不想过问了。所以另一儒生范滂评价郭林宗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意谓他对一切功名利禄都能看得很破。

    汉桓帝时儒生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类似徐孺子、郭林宗式的人物，他们已看到，国家政局全无希望，力图远离政治。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迹象。自董仲舒、公孙弘开始的汉儒，一直是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一传统几乎笼罩了两汉所有的儒生们；只有到了统治阶级已经**到不可救药程度，儒生们成批被迫害、被杀戮时，这一从来都是自居于和统治阶级同命运地位的儒生阶层中，才会分化和发展出徐孺子、郭林宗这种类型的人物。如果统治阶级当权派再不从中吸取教训，那么，东汉政权的垮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取材自《后汉书。孝桓帝纪》、《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后汉书。陈王列传》、《后汉书·文苑列传》、《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资治通鉴·汉纪·延熹七年》）

    133．宦官战胜清官

    宦官及其亲属掌权后，贪赃枉法，儒生出身的官僚由于坚持儒家的治国理想，看不惯这批贪官污吏，这样，这两批人就不断处于紧张的斗争状态，由于汉桓帝的昏庸，这类斗争往往以儒生出身的官僚失败告终。

    兖州（今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刺史第五种，是汉光武帝和汉明帝时的名臣第五伦的曾孙。第五伦为官以公正贞自称，有盛名于当世；第五种亦有曾祖之风。中常侍单超的侄子单匡为济阴（今山东省荷泽附近地区）太守，借单超之势贪赃，第五种想逮捕单匡，找不到执行此事的适当人选，了解到从事卫羽一向雷厉风行，便找来卫羽对他说：“听说公不畏强梁，如今我打算有一件重要的事派你去做，行不行？”卫羽说：“希望能操刀一割。”卫羽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