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拥有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他才可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

    可以说，历史学与哲学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它们都不仅有助于求知，而且更有助于智慧的生成，它们的根本之处就在于“爱智慧”。

    我们知道，知识与智慧是有区别的。知识往往是分门别类的，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实际需要，解决各种不同的实际问题。而智慧则是一种思维的状况和水平，是对世界和人性的底蕴的洞察和体验，是融合了理性和感情的统一体。一个有知识的人未必就是一个智慧的人，而只有兼备有知识和智慧的人才是一个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人，也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罗素还告诉我们，历史记录了出色的个人，而这些记录则鼓舞了普通人对出色的人生怀有向往之心。例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就曾经鼓舞了许多青年人怀有了崇高的抱负，度过了英勇的一生。因此，尽管历史学不一定都能带来很实际的功利用途，但你能说它是“无用”的吗?

    然而，除了上述所讲的对于个人而言的作用以外，历史学研究与关于历史的言说其实与现实生活是有着很紧密联系的，只不过有些联系与现实斗争融合在一起，反而使人们容易忽略了历史言说在其中发生的作用。

    美国著名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终其一生都极为关注巴勒斯坦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他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作为政治判断的基础，而且以文化作为“记忆”抵抗“遗忘”的武器，这就是历史在现实斗争中呈现巨大作用的典型事例。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化与抵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汇集了他生前最后几年内接受记者访谈的记录，可以看做是这位巴勒斯坦斗士生前最后的呐喊。本书的访谈主题是巴以冲突、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国家与民族的重建等等，但在这些主题之下，萨义德把文化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要以文化为抵抗的途径，关于历史的研究和言说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对历史记忆的坚执达到了这种地步：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丧失与剥夺的历史”，他说“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 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字一个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在萨义德看来，解救被遮蔽、被歪曲、被遗忘的历史，这就是解救现实的前提、使现在的人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前提——这不正表明历史与现实生存有着血肉般的联系！

    因此，我们对“‘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思考，既要看到它的现实性、迫切性，也要看到它的精神性和非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