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如何实现城邦的共同利益以及对城邦中存在的各种实际利益的承认？如何使不同类型的政体中所存在的不同的利益能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得到适当的反应，同时促进城邦共同利益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从他对现实政治持有的基本立场出发，“对于大多数城邦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以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生活”展开了深层次的思考。

    从“中庸”视角看，亚里士多德认为：

    “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免于烦累的善德善行，而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又，跟城邦（公民团体中每一公民的）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用于政体；政体原来就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阶级）——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家既然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为最佳。”

    从“中产阶层”视角看，亚里士多德认为：

    “据我们看来，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阻止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中产阶级的人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很少野心。很明显，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足以抗衡两个部分而有余，或者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单独一个部分为强大——那么中产阶级在邦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两个相对立的部分（阶级）就谁都不能主治政权——这就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