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有个儿子在荆州，用短钱一百借给平民，收回时要偿还最好的白米一石，值一千钱，而且只折成钱收回，不收米。那不是1000%的利率？吓死人！

    还有北齐的末代幼主，向民间征用物品都是早上要、晚上就要收齐。经办的官员就趁机敲诈，借钱给人民去置办东西。但借给你的钱，小心烫手——都是借一还十，也是1000%的利！

    百姓之苦，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北魏孝庄帝就曾下诏，免去所有的民欠官债，无论是一钱，还是上万，都一笔勾销。可是他只能免去官债，对民间的债务就无权干预了。

    南北朝在信用事业上还有一大创举，那就是人们终于有个机构可以贷款和存钱了。

    在汉朝，民间的借贷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放款业务也是商人的行为，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揽下这个事。

    存款业务更是没影儿，都用扑满。大富豪的钱多，一百个扑满也装不下，就挖地窖，用窖藏。

    至于两晋时期，国家连钱都懒得铸，信用事业当然也就没什么起色。

    而到了南北朝，一切不同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用机构产生了，这就是寺庙。

    佛教在传入中土后，运气特别好，深得皇室和官僚阶层的青睐，小老百姓对它也很痴迷——大家都要有个信仰嘛。所以寺庙享有许多特权，比如免税、免役，经济上的负担比任何人都轻。

    寺庙不仅花得少，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至地主、商人，为了表示虔诚，无不争相向寺庙施舍土地和财物。这些土地，又可以转让或出租食利，正符合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

    寺庙长年累月就这么只进不出，当然都富得流油。和尚们过得再奢侈，因为受到教规的约束，消费还是很有限的。

    这大量的钱白白窖藏起来，岂不是极大的浪费吗？怎么办，放债！于是寺庙作为一种中介性质的组织机构，就开始面向社会，进行规模化的放贷。

    资金要盘活，和尚们要富起来，他们自己就兼做了银行职员。

    ——佛当然是慈悲的，但那时候佛的信徒不一定事事都要讲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