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式”学校，并口口声称这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普九标准”，此种给政绩镀金的做法无异是在加速乡村小学、中学背上更沉重的包袱。不仅仅如此，学校为了自身的建设已经力不从心，但不时还要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检查，接待上级检查的招待费也加重了学校的负债。
前两年，有一所乡村民办小学，因无力偿还3年前借贷购买桌椅的费用，被债主把学校告上了法庭。面对法院按照法定程序的判决执行书，校领导泪流满面，而那所小学也处于被迫关闭的悲惨结局。最为可怜的，则是那些面临失学的孩子。
作为教育工作者，本来应专心于教务工作上。但农村教育一旦陷入上面所述的局面，校长、教师又怎能安心工作呢？恐怕他们整天都得设法外出避开债主，或千方百计筹款还贷。而筹款的途径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只能无奈地将手又伸向并不宽裕的农民口袋中，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知道中国还有多少个乡村小学、中学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金额累计起来是否数额庞大？这些负债的学校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吗？
那些在乡村中默默地奉献了青春岁月的教师，恐怕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进入21世纪时，他们还要面对学校的沉重负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大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不少新建的乡村学校，大都是农民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改变自身命运，用血汗钱集资建起来的。按道理说，农民将自己来之不易的钱投进去了，本以为自己的孩子可以轻松地走进这宽敞、明亮的教室，可以无忧无虑地去读书。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更为沉重的压力很快向贫困农民的孩子压来。
首先，相对于农村的经济水平，本已不低的学杂费更是一年比一年增多。对于这一举措，村镇政府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大部分农村地区发展落后，甚至有的地方相当贫困，这样财政支出吃紧在所难免，而教师的工资这笔财政支出他们就不得不动动脑筋，找资金来源。面对这些情况，靠从收取的学杂费中提一部分来发放教师工资，以弥补财政亏空，成了不少主管部门解决资金缺口的主要途径。
于情于理，民办小学是村民们自己集资修建的，村民们希望可以自己决定本村小学的收费标准，制定最有利于自己孩子上得起学的学费标准，这些想法都无可厚非。可是现实中，决定民办小学的收费标准的权力却是由当地政府把持。再退一步来说，假如主管部门制订的收费标准在农民承受的范围之内，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这决定权在谁手里也就无关紧要了。但事实是，现在上学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当地政府显然已经把增加学杂费，当作是一种获取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作为学校，面对负债的压力，也希望能多收学杂费来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农民情愿与否，是否在自身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结果也只能是无奈接受。在当今任何事情都讲究知情权的今天，农民也应该对学杂费的使用有知情权。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农民根本不知道这些学杂费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去了。在“罪魁祸首”的学杂费压力下，很多农村家庭不堪重负，许多乡村孩子随时都面临家里无力负担其继续升学的费用的状况，而被迫辍学。而这群不得不放弃接受教育的乡村孩子，其年龄一般处在10至16岁，他们将成为中国社会21世纪被耽误的一代。
也许那些失学儿童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教育？为什么没有人真正为他们的教育负责？但终归有一天，社会将要为他们不能接受教育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买单，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还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听见了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消除农村文盲的呼声。不过，以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让每个人都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似乎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现在，在农村70多岁的一辈人是属于绝对文盲的一代，历史的原因他们无缘“学问”，他们也根本体会不到“知识就是力量”的含义。50年代的人本是最有望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有知识的劳动力的一代人，然而，正当他们要进入中学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特殊的社会氛围打破了他们继续求学的梦想，他们很快被卷入那个时代的潮流中……
十年“文革”结束，60年代一辈的人迎来了接受教育的春天。他们从小学读到高中，甚至有的考上大学。不过，那时学费才几元钱。但随着农村责任制的推行，这个短暂的教育春天很快消逝了。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再次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社会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时代迈进。而这一代在农村出生的人，如果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极有可能已经成为现今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新栋梁。但是很遗憾，巨变的社会环境和急剧增加的学杂费，以便在新时代下的各种经济观念的影响，使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在中学还没有毕业时，就急匆匆地走入了社会。最让人觉得讽刺的是，这一代人的父母有些还是高中毕业的“高材生”，相比之下，他们的孩子连初中都没有念完，教育程度还比不过自己，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农村教育的断裂已经显而易见，但愿人们不要无视这些危机，否则，人们迟早将会吞下自种的苦果，到时再补救恐怕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