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等。相关部门明令整治，但收效甚微，有些非但屡教不改，而且还变本加厉。

    是否将教育产业话是业界一直是个被受争议的话题，虽然相关部门矢口否认教育产业化，但是政府的有些决策，包括高等院校的扩招和高等院校的收费很明显，都是按照教育产业化的理念来做的。

    难道国外的大学也这样吗？有人常常说国内的大学收费和国外的大学比低很多，如果国内大学的收费也与国外大学的一样，那将会有更多的人上不起大学。其实不是这样的，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就针对此事进行了专门说明，根据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资助方案，外国学生的家庭年收入达不到4.5万美元的，就可以不用付一分钱学费到耶鲁大学念本科，即使家庭年收入超过了4.5万美元的外国籍本科生，绝大多数也只需要支付10%到20%的学费，“这实际上是耶鲁花钱请他们来上大学的”，“耶鲁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昂贵”。

    在美国许多与耶鲁大学齐名的大学都有相关制度，例如哈佛大学，更是实行一种被称为“杀富济贫”的奖学金制度，校方依据学生的家庭收入进行判断，看这个学生的家庭供孩子上大学需要多少的资助，穷人的孩子考上哈佛后，因为家庭贫困，可以申请到所需要的奖学金，而富人的孩子因为家里富有，所以得不到奖学金，反而可能因为承受不了高昂的学费，不得不放弃哈佛。于是，哈佛大学成了一所著名的“富人的孩子可能上不起，穷人家的孩子反而都上得起”的大学。

    中国的经济一天繁盛一天，可国家在高校的投入上却似乎越来越“抠门”。教育部的领导一再声称，政府会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投入主要力量，向大家收费实际上只是在补充国家的投入不足。若不是国家投入到高等教育的资金越来越少，高校的学费又怎会只增不减？而这增长的速度还大有愈来愈快之势，教育改革后，大学收费的增长度是居民收入增长度的10倍，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刚刚过了温饱线，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大家就都上不起大学了。

    没有人反对大学收费，但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任意抬高收费标准。英国格林尼治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曾说，大学生应该缴纳一部分学费，但鉴于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虽然大学生可以从中收获利益，但国家和社会得到的利益更多。高等教育不是私人产品，不能肆意收费。当英格兰地区的政府想把当地大学的学费从1000英镑涨至3000英镑时，整个社会都跑过来对此大做评论，最后这个在中国人看来“小小的”学校收费计划还被上交国会进行讨论。西方大学的办学自由度比国内大了不少，可在学费问题上却如此审慎。

    眼见着高校学费越来越高，越来越庞杂，人们忍无可忍纷纷敦促政府要像严查中小学校乱收费问题一样，制定相关政策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并为学费设定上限，对高校收费严加管理。

    就在人们为高校高收费问题出谋划策的时候，有经济学者突然勇敢地站了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就是因为收费太低，中国穷人才上不起大学。该经济学者还头头是道地分析说，一个真正好的体制，会允许高收费的存在。学校可以从负担得起学费的人那里多收一部分钱，作为奖学金补贴那些上不起学的贫寒子弟，贫寒人家的孩子就上得起学了。而就目前中国高校的收费情况看，虽然国家已经承担了大部分学费，但剩下的那部分应由个人缴纳的学费仍然数目不菲，为穷人负担不起。总之，该教授认为，解决高等教育学费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拿富人多交的那部分钱周济穷人。

    该学者还抱怨道，若不是中国政府不让高校放开手脚收费，高校的发展就不会面临如此大的资金困难，政府不能为大学收费制定上限。

    学者的理论初看吓人，细看诱人，再细看则不免哑然失笑。理论是理论，现实是现实，若国家真按照该学者的这套“提高收费”的办法来，只怕学费再翻上多少番，该上不起学的穷人也还是上不起学。没有哪个既得利益者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手中的利益，即便多交了一份钱的富人们也大力支持这一政策，他们多交了的那部分钱也不会如学者所愿分分毫毫用在奖学金上，或者只能是分分毫毫地用在了奖学金上。收钱的是学校，至于这些收走了的钱具体用到了什么地方，绝大多数交钱的人一无所知。更何况中国的富人本没有那么多，穷人到是为数不少。

    从高学费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奖学金的做法即便在富庶的美国也只为私立大学专有，公立大学还是不改平民姿态，维持较低收费。在英国绝大部分的大学都为政府公办，其办学经费也多由政府支付，学费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1997年金融风暴后，曾有经济学家提议“教育产业化”，主张借教育之力拉动内需，可实际上中国根本就不具备教育产业化的条件。垄断整个高校教育市场的依旧是公立大学，他们一边享受着政府的大方资助，一边竭尽所能地向学生抬高收费。“用富人钱周济穷人”的理论虽脱胎于教育发达的美国，却于中国百姓没有半点帮助，中国人不像美国人那般富有，中国高校的环境也和美国大不相同。

    不过中国高校却大可借鉴英国的办学经验，一手抓税收，用税收滋养高等教育，一手面向社会筹集办学资金，号召富人们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国家未来的建设慷慨解囊，也就是用社会和政府的力量支撑起高等教育的大厦，放低高等教育在收费上的姿态，以便让更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所谓“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说法出台前几个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就一下子查出八所乱收费的学校。而这八所学校被曝光后的反应格外令人回味深长。有的知错即改，很快退回了多收的款项；有的抵死不认，找出各种借口狡辩；有的含含混混，试图用“误会”二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乱收费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或者对群众的反应不理不问，或者对乱收费的高校默默支持，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逼迫高校乱收费。在乱收费情况被曝光后，这些责任不小的地方政府趁公众的目光集中在高校之际，溜之大吉。实际上，没有地方政府在暗地撑腰，名头再响的高校都不敢乱收费。

    造成教育乱收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地方迫于财政困难，对教育的投入相当有限，学校不能正常运转，只能通过向学生多收费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一些地方的高校领导则法制观念淡薄，无视国家政策，完全将教育当成摇钱树；一些地方的政府不作为，对辖区内高校乱收费的状况视而不见。还有一些地方高校，钻了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空子，借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势，向渴望享受高质教育的群众任意抬高收费标准……但不管怎样，教育是公益事业，高等教育无论有怎样的难处和不平都不应将自身的困难转嫁到学生身上。

    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卡诺伊教授所说，“大学收费完全靠市场因素来左右不可取，教育永远也不能市场化。”

    老百姓翘首以待的是中国高校能够制定一个统一透明的收费标准，给公众一个信服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