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5)
5. 和平崛起与游戏规则
● 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游戏规则应是公平的
中国是一个善于遵守游戏规则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崛起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历史还是现实力量来看，中国都会在使用武力这个问题上十分谨慎。中国人清楚，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其它大国的干涉——有时是几个大国联合的干涉，原因就是其它大国不愿看到原有的世界均势被新兴大国打破，从历史上看，无论什么样的大国，其任何形式的崛起都必然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
中国2000年来一直扮演着东亚中心的角色，对如何扮演大国有充分的理解，对国际关系的任何轻微变化都十分敏感，其深厚的哲学—政治学思想为它的外交策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十分聪明地提出了一个外交口号“和平发展”，以表达其在崛起过程中的善意，用以消除其它大国和周边小国的怀疑。
分析一下冷战开始至结束，及冷战后的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形态，你会发现，提出这种外交策略并非仅仅是一种口号：
1. 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很少对外用兵；
2. 冷战时期及至今天，大国都尽力避免直接的、大规模战争；
3. 中国近期的底线很清楚，只要国际社会不干涉台湾问题，中国就可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4. 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尽管这个世界仍然矛盾重重，但利益的交错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客观存在，导致解决国家争端的时候可以用利益交换的办法来部分或全部代替战争这个手段。
这四点证明，中国的这个外交策略并不是过于理想主义，而是有理由实现的。它有可能为国际关系带来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相处理论，即大国间新的均势形成也许可以不再通过野蛮的战争手段，将来的和平与利益交换可以代替过去的炮火。的确，人类总是在进步的，难道接受新的大国成员一定要用决斗这个规矩吗？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一贯奉行和平外交策略，但正式作为一种对外国家政治原则是第一次。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后，顺利参与到全球化之中，然后迅速取得对外贸易和吸引投资的骄人成绩，这种贸易和投资又带动了国内的产业。在贸易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尽管在表面比较平静，但美国主导的全球统驭战略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苦涩和矛盾：一方面，伴随中国国力有所恢复，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自信心也有所恢复，也取得了周边一些传统势力国家内的尊敬；另一方面，美国的势力过于强大，已经直接渗透到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任何大国而言，另一个大国将军队驻扎在其周围弱小邻国，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事，如中国曾经尽力反对日本对朝鲜半岛、美国对朝鲜半岛和越南、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中国此时却不得不容忍美国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对哈萨克斯坦的军事渗透。如果说冷战结束的海湾战争是美国抢占世界能源重地和填补世界权力真空的开始的话，那么“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则是在努力构建一个美国的权力堡垒和美国式世界的开始了。
但对国际社会而言，完全将中国“和平发展”中的含义定义为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而不愿冒任何战争危险的话，则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赌注。中国到底是一个大国，如果由于国际社会不理智的遏制政策而导致中国重新衰退的话，那会引来一场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的噩梦。如果像美国一手主导的1986年的“广场协议”那样遏制日本的政策和70年代能源危机一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的话，中国的崛起显然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挫折，但同时它也等于点燃了中国本来就对世界不公感到不满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一个将世界的繁荣都压上了的赌注：鲁迅在中国纷乱的年代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消亡。”世界愿意设立这样一个赌局吗？
其实，中国提出这个政策同时包含了四个方面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尽力维持国际社会的现状；
——中国维持和平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得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和统一进程；
——在国际社会不企图遏制中国的时候，中国愿意参与国际合作，甚至是美国的战略合作；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参与了美国主导的打击恐怖活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谈判，此前也负责任地参与到维持亚洲和世界金融秩序的活动中。同时，中国也没有鼓励亚洲的地区主义，没有离间日本与美国、韩国与美国的关系，相反，参与到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中，在事实上等于说表达了以上的信息，即维持现状——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与日本、韩国的战略关系；参与战略合作——做朝鲜核危机的斡旋国，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参与正常的全球贸易——与东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否定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中国西部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
自然，一项国策的制定并非一蹴而就，就“和平发展”这一概念中国内部也存在一种担忧，这显然直接和台湾问题有关。这种担忧认为，中国在此时提出“和平发展”，是否会限制自身在台湾问题上的武力使用？这种担心似乎也不无道理，毕竟台湾问题自1949年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中国，而中国一直也没有承诺要放弃使用武力，同时，自古以来使用武力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另外一种担忧是，使用“崛起”一词是否恰当。这种担忧认为，崛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大国的崛起，也就是说，伴随着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世界总要有随之而来的纷乱甚至战争，这也许会加重亚洲邻国和世界大国对中国的猜疑，这进而会影响到中国的贸易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 中国的崛起从不依赖扩张
自1492年以来，欧洲的崛起导致整个世界在500年的时间里逐渐建立了一种欧洲中心形态，这也导致了欧洲中心论思想渐渐扩张。在国家崛起研究上，也认为欧洲国家的崛起过程是一种普遍崛起过程，具有普世价值，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如果你公平地以国家或文明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国家的崛起有很多种模式，而并非仅有欧洲一种模式。
欧洲的崛起是一个海盗文明模式，即首先向海外进行海盗式的殖民占领、财富掠夺、奴隶贸易，然后利用这些财富和资源进行工业革命——没有来自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支持，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欧洲的宗教革命将一筹莫展.
说欧洲是一种海盗文明其实一点也不过分，这种海盗方式几乎从民间到皇室都普遍参与，在伊丽莎白晚年，每年有一二百只私人海盗船出航，带回15～30万英镑财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德雷克。仅1577～1580年间的一次环球航行他就从南美洲西海岸夺回50万英镑财富，等于王室一年的收入，女王分到16.3万英镑。
说没有殖民地财富欧洲将一如既往地生活在贫穷中也同样毫不夸张，中世纪欧洲的银矿集中在三大地方。一是蒂罗尔。1523年，这里出产的纯银价值折合55855马克，1570年只有2000马克，16世纪末产量几乎为零；二是萨克森的安那堡。1545～1560年期间，年均产银18024公斤；三是波西米亚。1532年产银115434公斤，16世纪末几乎降为零。总之，以德意志为中心的欧洲白银产量，在16世纪中期达到高峰，年产6.5万公斤，此后便逐渐枯竭。匈牙利和萨尔茨堡的金矿产量这时也十分有限。总之，在1500年美洲金银到来之前，欧洲累计只有2000吨金和2万吨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