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体命名就都有阿拉伯语含义，如辇道增七星、织女星、毕宿五星等。阿拉伯天文学者比鲁尼就写了一本利用星空占卜的书，即《占星入门解答》。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地球可能是绕着太阳运转，因为这可以合理解释一些天体现象。

    阿拉伯帝国和当时唐帝国的交往同样也促进了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发展。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大食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唐帝国的文化是很开明的，并不限制异教的传播，唐高宗允许穆斯林使节在长安修建清真寺。双方来往频繁，见于我国史书记载的，仅唐代阿拉伯人的使节来到长安就达37次之多。安史之乱暴发后，公元757年唐朝向大食求援，大食即派遣数千军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这些人后来也大多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回教徒的先人之一。公元8世纪中叶，相比之下，中国外出的旅行家较少，但也有几位较著名的，如《西游记》的背景人物玄奘（他主要是去印度），还有中国的杜环去过阿拉伯地区，他的足迹一直抵达到北非的摩洛哥，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游记，即《经行记》。阿拉伯人旅行家来中国的就比较多了，如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69年）就是最著名的一位摩洛哥旅行家。他在21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摩洛哥的丹吉尔，此后一直游历了30多年。他从摩洛哥开始一路向东走去，先拜访了北非的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城市，包括撒哈拉以南的东非。然后到达了西亚的拜占廷和中亚草原，再一直向东，先后到达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最后到达中国。先后到过泉州、杭州及元大都（北京）。在元大都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伊本·白图泰返回摩洛哥，口述了他的整个旅行过程，即《伊本·白图泰游记》。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部地理与文明的记录，他向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揭开了东方的神秘面纱。除了伊本·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由于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庞大，航海技术的逐渐成熟，使海上贸易逐渐取代陆路贸易，因此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海洋贸易大约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曾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同样，他们在回去之后也对中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进行了叙述，其中某些情节成为《阿拉伯之夜》的素材。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由阿拉伯人传递给世界的。那是因为一场唐帝国和阿拉伯人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唐帝国失败，许多人成了俘虏，而正是这些俘虏将中国的造纸术传给了阿拉伯人。 这场战争之后不久，外部世界（中国以外的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旅程和王国》就明确记载道“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此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

    后来中国的丝绸也传到了阿拉伯人那里，从此欧洲人就不再跋山涉水从中国进口丝绸，而是从更近的中东进口，中国的丝绸贸易由此开始衰落，中国不再独占丝绸的垄断地位。

    文明的形成是人类冲突与融合的结果，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时刻存在一样，历史就是在这种不间断的冲突与融合中编织的艺术品。

    阿拉伯文明的成就也是一个征战与和平融合的果实。阿拉伯文明不是阿拉伯人自己的，而是曾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曾经征服过这片土地上的和曾经影响过这片土地的所有人的共同成绩，无论他们曾经或现在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今天的伊拉克是世界的焦点，在八千年前这里也是世界的焦点。现代伊拉克人实际上是贝都因人、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后代，其中以贝都因人为主——他们是古老的游牧民族。而从文明的角度来讲，伊拉克人又是闪米特人和波斯人的后裔。闪米特人信奉的是多神教，波斯人则属于印欧语系，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中的琐罗亚斯德教派，两者几乎是对立的。伊拉克这片土地是世界文明的对流之地，因而这里也汇聚着众多的文明创造者的后裔。现在，伊拉克有2300万人，从宗教上看，其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占56%，逊尼派占33%；从人种上看，阿拉伯人占四分之三，库尔德人占五分之一，还有一些很少的迦勒底人、亚述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等。

    伊拉克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换言之就是容易被利用的地方。伊斯兰教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也就是说只要有外部势力想插手中东的时候，这里就有很好的矛盾在等待利用——在国际关系中，矛盾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很好地利用矛盾也就意味着可以事半功倍。当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很快，伊拉克的18个省中就有15个省不受萨达姆的控制了，什叶派当然不会放过重掌权力的机会，结果又是一个悲剧式的谢幕，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些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的圣地，人们开始攻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但人们又很快发现，美国人并不打算推翻萨达姆，而只是要教训他一下，显然，萨达姆等来了血腥报复的机会，大批的什叶派人士又被杀死。

    从1891年开始，萨迈拉的一个伊玛目禁止信徒吸烟（当时，伊朗国王并没有谴责一家英国公司对烟草的垄断），逐渐引发了伊拉克人对英国人的愤怒，在1920年爆发了反对英国人的起义。英国人使用惯用的伎俩，一边镇压一边许诺一边扶植亲英势力。如提高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的地位（起义者多是什叶派），维护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地位，并许诺允许麦加的谢里夫重建一个真正的阿拉伯帝国，但显然那是一个骗局。

    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61年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塞克斯·批科协议》，这是一个典型的分赃协议，即从加沙地带到基尔库克这片地方将属于英国，黎巴嫩、叙利亚将属于法国。法国则用摩苏尔换取法国石油公司参股英国人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共享石油利益。

    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获得独立，但英国人仍享有宗主国地位。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主导着世界的政治，一个失落的中东文明故国，在现代工业面前毫无实力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伊拉克的独立之路注定要举步维艰。当二战爆发后，伊拉克人自然清楚这是一个渔翁得利的好机会，不幸的是，他们又一次押错了赌注。伊拉克人希望德国人能赶走英国人，这和埃及的想法没什么本质区别，埃及人对谁来到他们的国土上不感兴趣，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都是主人。1941年4月，拉希德·阿里·盖拉尼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政权。

    伊拉克这片土地上就是这样，石油、古老文明、宗教、民族分割、政治利益等导致一个接一个的纷争出现，一批人死去另一批人紧接着死去，政变、革命从来没有停止过，来自外国的阴谋与来自本国的争夺此起彼伏。

    直到1958年7月14日巴格达的电台里响起《马赛曲》，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将军领导的政变组织——“自由军官委员会”采取行动，推翻了费萨尔国王和阿卜杜拉。次年，伊拉克退出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巴格达条约，重新回到真主的怀抱。但在冷战的气氛中，卡西姆也不可避免地要在东西方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其实无论他选择谁做朋友，另一方必然不高兴，也就必然为他设计一些危险的剧情。1959年10月，他躲过了一次暗杀，但没有躲过4年后的又一次攻击。萨达姆是1959年刺杀卡西姆的成员之一，他也成功地获得了卡西姆的国家。

    他和他的复兴党终于在1968年成功了。

    尼布甲尼撒和萨拉丁都是阿拉伯人的英雄，他们都是后人可以祈求的神灵，都是从古巴比伦神塔上走下来指导后来统治者的先贤——尼布甲尼撒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萨拉丁在1187年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而他的梦想就是统一阿拉伯世界，这也是萨达姆的伟大梦想，可惜，结果都是否定的，并且，萨达姆两次败于“新十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