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帝国的陷阱

    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打算将维也纳皇家公园对公众开放。听到这旨意，贵族们颇为不满，其中一位贵族不安地说：“如果连平民百姓也允许自由出入皇家公园，那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高贵的人，该到什么地方去散步呢？”

    皇帝说：“照你这样的说法，那我只能到托钵僧的地窟（这是皇家陵地）那里去散步了。”

    历史总在前进，该抛弃的就抛弃吧，别让它绊住你的脚。

    1. 历史的陷阱

    ●汉武帝与中国

    汉武帝的所谓武攻，既没有根本清除北方匈奴的威胁，又没有消灭北方的有生力量，动用的国力倒是不少，但并没有完成最初的战略目标。

    他的所谓文治，重用董仲舒之流，导致百家失落，独尊儒术，等于直接诋毁了中华文化的大部分，实质上无异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这就是当人们提到汉武帝的时候最直接想到的两个方面，即他的文治武攻也不过如此。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汉武帝吧！

    评价汉武帝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应该放在历史中去衡量，而不是断章取义，或是以今人的标准来判断。无论什么样的评论首先都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否则就是不知所云、胡说八道了。评判的标准应该是人类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利益，即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中国的历史利益和现实利益。

    如果要评论汉武帝或者中国古代任何一位大一统时期的君主都应该从秦始皇开始，原因就是他是开创中国大一统的始皇帝，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开始，是一个平台，后来的中国历史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上演的。秦始皇的伟大就是他统一了中国，包括度量衡、文字、货币等涉及整个国家统一的重要领域。自然，他个人暴戾的性格也深深地印刻在中国的历史中，他所信奉的法家思想和强硬态度既是统一中国所必需的，也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也许，客观地说，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秦始皇的暴政是统一必然的代价。刘邦是秦以后政变成功的第一人，这种改朝换代模式的政变以后在中国多次上演，几乎成为中国社会解决尖锐矛盾的唯一手段。自然，刘邦建立汉朝首先就是要让这个大一统的国家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从战后的休养生息到各种经济、法制、官吏、社会、军队等制度的全面、健全运行，社会平稳化。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这个大一统国家开始了真正的繁荣时期，这也是大一统中国第一个盛世，是当时中国民众心中的和谐社会，也是封建王朝的理想社会。到了汉武帝时期，尤其在窦皇后死后，汉武帝获得了执政实权，然后他开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这个国家，这也体现了人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弊病：当有一个既有实权而又明智的皇帝时，这个国家是幸福的；当有一个有实权而任意妄为的皇帝时，国家就只是他实施个人意志的工具，也许他的国家政策对国家有利，也许这种政策就是国家的灾难，国家此时只是他个人赌注的筹码；当国家落入一个没实权而又平庸的人的手中的时候，国家轻则政治动荡，重则陷入争权夺利的内战之中；当国家落入没有实权而又有强烈野心和高超能力的人手中的时候，国家很可能意味着又一次改朝换代，然后一切重新开始。

    我们可以将汉武帝的重大国策列举出来，然后分析它对整个中国未来的影响，这样就一清二楚了。

    （1） 以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意志，为了集权，将国家司法权力收归为皇室及其代表的官吏，中国自秦开始的古典法制社会终结——秦朝奉行的是战时国家法制社会，汉初至景帝时期奉行的是和平国家法制社会。

    （2） 汉武帝一手结束了汉初国家执政所奉行的道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不对社会进行过多干涉的思想，如在经济上奉行自由经济政策，国家只进行法制建设等。对汉武帝这样有强烈权力欲的帝王而言，这种思想显然不利于他富有野心的政策。汉武帝掌握政权不久就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朝中大力提拔儒家弟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二次思想统一，第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十分符合集权统治模式的胃口，所以被中国后来的君主广泛接受，儒学也由此成为中国的核心思想，支配了中国以后的国家意识，也由此造就了长达2000年的儒学社会，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僵化。

    （3）汉武帝的强者之音体现在了对匈奴的战争上。实际上，无论是汉帝国或同时代的罗马帝国，或者历史上多数的农业帝国，都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侵袭，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比较起来，也只有积极的防御政策结合适当的财富收买才是最有效的——其实，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想完全占有一个国家——像蒙古风暴那样的事并不多见，他们只是受残酷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而不得不用掠夺的办法来满足他们的生存和部分贪婪的需要，胃口往往并不大。所以相隔万里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在多数时间里执行十分相似的办法，即一边防御和一边施以财富贿赂的方法来消除北方的威胁，如漫长的防御城墙（罗马帝国也有长城）、和亲制度（罗马较少，汉朝较多）、大笔的财富输出（无论以什么名义）。实际上，汉武帝对匈奴的讨伐战争并没有达到最初的消灭北方威胁的战略目的，仅仅暂时减少了匈奴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其实还没有等到汉武帝退出历史舞台，匈奴人就已经卷土重来了，在汉武帝后期，就已经有了李广利全军覆没的情况出现。在汉武帝时期为整个战争付出的代价很大，即使是直接的军事损失——士兵、物资、战场控制地域等方面，汉朝的损失也比匈奴大。

    （4）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为后世的中原王朝下了这样的战争结论：即中原国家可以通过集结大量的军队和长期的军事准备，赢得短期战术上的胜利，但不可能完全根除北方的威胁。汉武帝对这次战争的贡献，就是他为后世做了一次代价高昂的尝试，如果说其先祖刘邦那次讨伐被围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国力不足的话，那么这次汉武帝就很好地证明了即使汉朝作了所有准备，也只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了。这就是为什么后世中原王朝很少进行大规模北伐的原因。汉武帝失败的战争由此奠定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基调。

    （5） 破坏了政府扮演的角色和法律。汉武帝为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而不得不将一个盛世的国家强硬地转到战时轨道上，由此而导致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了——黄老思想下政府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府并不过多地干涉社会经济活动，更绝少直接参与到某些经济领域，政府只负责完善法律、保证司法公正，即政府扮演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益纠缠的裁判者，维护社会公平的守护神。而汉武帝打破了这一切，朝廷直接将盐、铁、酒等行业收归官营，这样政府直接参与了社会经济活动，一个赛场上怎能指望一名球员既执行球员的义务又公平地执行裁判的职责呢？尽管秦始皇也曾将国家纳入到战时轨道，但那在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直必需的，并且秦始皇治国的根本手段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法律严明，而汉武帝则一手毁了朝廷不辱法律这条戒律，奉公守法这条为官的基本准则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6） 破坏了官吏制约机制。汉武帝对国家的强制手段直接导致了官吏的权力无限增大，没有了必需的制约机制。人欲在不受制约的时候总是为所欲为，汉武帝亲信的人员往往拥有莫大的权力，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人的狐疑本性导致皇帝疑心重重。人都是有怀疑意识的，这是人类和任何生物的本性，本身无可厚非，但人类的文明就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能理解自然和利用资源，二就是能用理智节制**。当然，我们不可能用现代民主制度要求封建社会皇帝，但汉武帝一手破坏掉了本能够制约人欲的机制，这使中华文明在制度制约方面产生了一个缺陷，使其有效性大为降低。

    （7） 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受到破坏。我们现在都知道诚信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自秦国“商鞅变法”起，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古典的诚信社会，法家的治国思想是诚信社会的唯一保证。汉武帝独尊儒术、集权、官营经济、强制社会、大行巫诂之术、举报制度都等于直接在社会上用猜忌、诬陷、渎职之风代替了原本秦、汉初时期社会的守法、诚信、公正的社会模式，搞得人人自危。

    （8） 汉武帝还完成了一个循环，即从秦暴政到刘邦政变、再到文景走向繁荣盛世，再到汉武帝穷兵黩武，社会重新陷入混乱，国家再次走向低潮，从秦的暴政再到武帝的暴政，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中往复。

    自然，如果说景帝之后不是刘彻继位，而是其他一个平庸的皇帝，那文景之治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封建社会的制度就是人治为核心，不可能每一位皇帝都是文帝、景帝，早晚会有一位另类的皇帝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人治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智对抗的社会。所以说，对此的评价应该是，刘彻本人毫无过错，但他既为中国社会做了伟大的战争尝试，也种下了太多负面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汉朝在武帝之后就再也没有强盛起来，等到东汉时期，汉帝国已经显得十分衰败，直至诸侯争雄，这种结果也可以说直接起源于武帝。

    一个国家永远存在于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在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下，边界的淡化更加剧了政府压力，但好在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立国的社会。法制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制社会利用法律摒弃了人性和权力对社会的过分干扰，而代之以理智和社会机制，那么你是否幸福完全看你的智慧了，别抱怨什么社会不公、机会与平等，矛盾永远存在，社会也永远不完美，同样，法制的社会下用对人就是这个国家的机会，作为个人，友情提示你——如果你是个穷光蛋，那只有让你周围的人赏识你，或者你接近赏识你的人才能成功。

    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过分展现君主智慧的时代，那么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充分展示个人魅力的时代，这也许让崇尚权力的人有些失望，但没办法，任何时代都有人别无选择。

    ●高水平陷阱

    任何文明都有其优秀的一面，也同样有其不足的一面。这种不足有的来源于思想，有的归因于制度，而这种不足有时并不会引起混乱，但有时则可能引起帝国的倾覆。

    在罗马帝国中，帝位的继承制就是一个困扰帝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设立执政官任期时就已经种下不良的种子了。这种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时间很短，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在位者的才能。同样，罗马派驻各行省的总督也只有短暂的任期，这造成了官吏与行省之间的相互了解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每位总督都因只有短暂任期而在这一阶段大饱私囊，执政官也一样，因任期太短而总是刚刚熟悉其责任就已经到期了。在恺撒之后，虽然执政官的任期得到大大延长，但最高统治者继承权的问题却仍没有得到完善。在罗马的帝位传承中随意性很大，如恺撒就传位于屋大维——罗马帝国帝位的传承并不是世袭制。并且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可以有两个皇帝共同管理，甚至有四帝共治的现象。这自然和罗马古老的共和制思想有很大的渊源，但这种情况非常不适应于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罗马帝国一直没有一个法定的继承制，导致帝国多帝共存的现象存在，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经常上演拥兵自重、争夺帝位的现象，最终导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也是由于双帝的存在所导致的。

    罗马的多元思想导致罗马非嫡亲继承和几个皇帝共存的现象，这和中国的一元思想差异是很大的，如果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那往往就意味着改朝换代了。

    在成吉思汗建立起的庞大帝国中，由于蒙古帝国是兴起于游牧民族的大帝国，在其原本民族中并没有多少自我的思想、文化。在蒙古军队的征战历史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作战能力。在比较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大帝国都留有不少的遗迹，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古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希腊的神庙、印加帝国的遗址、玛雅文明中发达的天文、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古长城和兵马俑等举不胜举的历史古迹，而唯独蒙古大帝国好像过眼云烟一样，并没有留下什么带有帝国思想气息的东西，在蒙古从太平洋沿岸到多瑙河下游的广大区域中几乎寻找不到什么遗迹，甚至连标志性建筑都没有。这倒是和传说中成吉思汗的遗训很相符，他说蒙古人可以接受当地的宗教、思想，唯一不能离开的就是马背，这是他们狭隘的游牧民族思想所决定的。只有马背上的掠夺，没有征服和治理的思想，因而这种毫无思想凝聚力的帝国很快就分成几个独立的帝国了。并且几乎每个帝国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中，这实际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帝国。当然，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融，但建立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性国家，也有历史国家的不足之处——每一个历史大国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当你观察中国的政治、文学与戏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绝大多数文学著作都是表现国内斗争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传统的历史著作中，绝大多数仍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而像其它一些国家如东南亚、印度、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等在中国就很少有介绍流传，以至在中日第一次爆发战争时，不要说民众，就连高层次政治家对日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而日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