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3)

    3. 决定亚洲的外因

    ●美国的大陆均衡政策

    美国是一个独立于传统欧亚大陆之外的新帝国，对美国来说，如果要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就必须向当年的大英帝国学习，即对整个亚欧大陆采取大陆均衡政策。其实任何一个已经上升为世界顶级的帝国都有一个同样的心理——怎样防止别人颠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呢？美国人也是研究历史的，他们其实也明白内圣外王的道理，只不过他们更注重实践——除了保持自身的优势之外，还要防止别人建立敌对的联盟。美国和世界都明白，现在单独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挑战美国，而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置美国于危险的境地。

    美国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历史上也总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老二和老三、老四总是习惯性地联合起来反对老大，这显然是出于国家间竞争的本性。当年的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曾经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它统驭的领域如此之大，以至在帝国的天空上永远有太阳，这样的帝国远比欧洲人为之骄傲的罗马帝国更宏伟、更庞大，但当“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帝国、拿破仑帝国、威廉德国、第三帝国几次三番地联合欧洲其它国家对其进行打击之后，大英帝国终于在1945年让出世界中心的地位。尽管挑战者也未能如愿以偿，但也成功地让伦敦的世界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华盛顿和莫斯科共同分享了大英帝国之后的权力和地位。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解散北约、日美联盟以及一系列在冷战中建立的联盟关系，反而不断加强这种联盟，就是出于一种担心。一旦美国放开缰绳，这些盟友没有了前苏联的压力，立刻就会三心二意，其中有野心的家伙立刻就会拉拢一些人等待掣肘美国的机会，而一旦当实力和机会出现重叠的时候，美国也必将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前车之鉴，美国怎能不防范呢？

    但即使美国如此用心良苦，法国和德国的握手言和还是让欧洲重新找到了轴心。美国已经对欧洲的联合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欧洲的联合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美国看来也只能利用离间、遏制等手段阻滞欧洲的成长。同时，在东方，如果再出现一个亚洲联盟，美国就将寝食难安了——在大战略上，美国没有多少选择，它只能想方设法地遏制每一个潜在的对手，无论它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它曾经是敌人还是盟友。

    ●老谋深算的欧洲

    无论是对新大陆而言还是对东方来说，欧洲都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现代国家关系首先就诞生在欧洲，欧洲的殖民历史使欧洲更清楚这个世界，更了解怎样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在国际关系史中，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赫胥黎、丘吉尔等都曾造就过登峰造极的、左右世界的策略，有些是宏伟的大政治外交，有些则是充满了卑鄙肮脏的阴谋，但无论怎样，对他们的祖国而言，他们都是国家利益伟大的捍卫者。对整个欧洲而言，则意味着欧洲深谋远虑的功底更加深厚、掣肘世界的手段更加老辣。

    欧洲是现代思想意识的渊源之地，尤其在国际政治方面，欧洲的思想一直是世界的主流，并一手构造了1492年以后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从最初的殖民思想到后来的启蒙思想，再到现代成熟流畅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在社会、国家、经济和民众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欧洲几乎就是欧洲人渴求的理想国。

    1950年，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否定了以人性本恶为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点的论调，这表现出欧美在认识国家间竞争上已经超越了启蒙思想中简单、粗糙的人性非善即恶的基本观念。约翰·赫兹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论述认为只要社会个体间共处但未结成更高的统一，那么就总是处在一种“安全两难”的状态中，即这是一种矛盾，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总是对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权利是否被侵犯感到担忧，而这种担忧导致的结论就是：必须不断地寻求更高的手段和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一切。结果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占有更多的资源，强化权势和寻求遏制政策。最终导致彼此间永无休止地竞争。赫兹最终的结论似乎是在验证霍布斯所言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这种竞争是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人性——这倒很有趣，难道这种无政府状态就不是出于人性了吗？

    约翰·赫兹对现实主义进行这种修补尽管并没有真正脱离人性溯源，但这种以面对现实国际关系状态的思考方式已经形成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也就是结构现实主义，即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状态来重新论述现代国际关系。

    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代替人性论开始主宰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也许这种思想变迁更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