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利益在全球化中被削弱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当然，欧洲作为全球化的开拓者自然抢劫了亚洲、美洲、非洲的许多土财主，但这是全球化早期的现象。而在全球化发展到成熟期后，国家利益的概念不仅在发展中国家被迫改变了，在发达国家也同样改变了。日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全球化之前，日本不过是东方的一个偏远岛国，但在经历了全球化的冲击之后，迅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就迅速成长为一个财富大国。由此它否定了只有欧洲才是受益者的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起源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建立，在这之后，欧洲的神权国家开始让位于王权国家，国家至上也就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最高利益。但在全球化中，民族国家林立，而世界又日益一体化，显然需要国家概念中社会性的意义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加重，在没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建立起来之前，民族国家的传统意义显然还是国民效忠的主题。联合国现在的地位只能是世界各个诸侯一个讨价还价的地方，还远远不是一个世界的中央政府。

    国家利益的概念可能要做一些修正，但只要诸侯争霸的局面没有根本变化，国家利益的实质就没有多少改变。领土、人口、语言、民族、宗教等国家因素还是非常现实，直到财富、知识、人才等流动性的元素潜移默化地或革命性地改变这些文明表层为止。如在跨国公司眼里，国家利益毫无疑义，甚至有时显得十分讨厌，跨国公司注重的只是哪里的成本更低，哪里的利润更丰厚，即所谓的商人独立原则。美国作为世界革新的领导者，其经济开始表现为信息经济，而在中国，显然还只能承担工业经济的角色，中间的主要媒介和活动者就是跨国公司。

    在冷战期间，整个世界经济分为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而冷战结束后，世界也许还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经济，这是一种以一系列的科技发展为基础而迅速展开的庞大经济模式，它的来势和速度都是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变革所不能及的。即以互联网和信息瞬间传递为主要特点的经济模式，财富已经由以往的争夺黄金、矿藏、石油等变成争夺条形码、基因序列和空间卫星等为主；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无论世界各地怎样互相炫耀各自拥有多少专利、条形码，但世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富裕的人们每天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需要电视、冰箱、汽车等生活设施，中国则占领着这一市场，自然，现在生产汽车已经不像19世纪那样利润丰厚，但总得有人生产，市场仍然庞大。美国聚集了资本和知识，中国聚集了工厂和廉价劳动力，二者虽然对比鲜明，却是共同支撑了这个世界，世界缺了谁都不行，台湾的一场地震就曾导致全世界市场内黄金的价格波动，美国的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不知导致世界多少人一夜倾家荡产。中国庞大的世界工厂使数以亿计的离开土地的农民得到生存，富有的美国政府却靠经常向中国借钱维持生计（中国和日本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世界就是这样奇妙地联系着——台上互相吹捧、台下拳打脚踢，面对面文质彬彬地交易，转过身去互相借钱买武器。

    这就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一切。对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利来与利往，也就是说你不再仅仅是和邻居做交易，你的交易伙伴可以是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当然，有利益交易就有利益矛盾，逻辑推理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继续玩过去的政治与金钱游戏。

    我们知道，现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全球化多多少少对这一条约的实质和精神提出了挑战。现在，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全球化中，主权国家的概念和实质到底是秉承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的一贯原则还是另赋新词，无论对非洲草原上的原始部落还是日本的精英人士而言，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因为无论美国怎样解释，都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

    如果说民族主权国家的出现是由于民族部落的国家化，那么现代的国家全球化则是一场主权国家社会化的革命。

    现代国家概念是一种民族国家概念，其源自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来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们不断对其条文进行解释，终于把国家从教皇那里解放出来，不再被任何一个神灵或是权威所支配。1648年的这个条约实际上是王权取代神权主掌欧洲政治的标志，而国家的组成历来以民族为主体，自然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也就是“主权国家”。

    全球化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包含的是整体，不会允许有遗漏。在冷战结束前的世界，主权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神圣的概念，之所以说它是名义上的，是因为在那时国家概念就已经贬值了，两大阵营的全面分裂实际上已经将许多国家的政治、防卫和经济权利交给一个共同的联盟领袖了。国家的主权实则是学者们所言的“实效主权”，自然，这也是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逼迫的。而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家主权的“革命”更加显而易见，美国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将领导一场全球范围的“革命”，即对国家主权的重新修订，因为这种主权已经变成美国利益全球化的障碍。

    《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至今已经350年了，这期间它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基本没有改变，也许只在细小的方面做过一些调整。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这350年中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下那种民族国家各自为政、互相攻伐的基本国际社会状况没有改变，也就是国际社会的霍布斯无政府状况没有变化。这种状态直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看起来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即美国梦想打破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政府的状态中。美国在1999年6月10日安理会上对科索沃民族国家重新进行解释的这一行为实际就是一次试探，即希望修改民族国家不可侵犯这一原则，以便为美国将来征服世界的行为提供法理依据。对科索沃的民族国家重新解释这显然是因为科索沃战争后，美国需要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否则美国将无法突破国际社会关于民族国家不可侵犯的法理限制。

    其实所谓的神圣国家主权从来也没有真正神圣不可侵犯过，每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的领袖们总会做出某种让步以尽量保全国家实质利益，有时不得不做出很大的妥协。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或可耻的，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场草原上的角逐。

    当需要以联盟的手段保护彼此的时候，国家主权就必须将所有成员国的主权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这如同一个新的提洛同盟。因为全球化实际上相当于强大的波斯军队冲到每一个国家面前，他们必须互相联合起来才能对抗这种强大的冲击。与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不同的是，世界所有的国家不仅是波斯军队中的一员，同时也是雅典或是斯巴达中的一员。

    各国的这种相依为命是迫不得已的，国家间经济的紧密联系迫使国家不得不降低民族边界和主权的神圣感，降低彼此间的边界门槛。如不久前非洲联盟的建立中，30多个国家领导人达成共识，彼此认可了一项权力，即可以以非洲联盟的名义进行越境干涉，防止非洲大陆间此起彼伏的战争、种族屠杀、各种政变、资源非法开采等；东南亚联盟则彼此间存在有计划地开放市场，并拥有定期协商的制度；当然，具有世界最高成就的地区合作典范就是欧盟，他们甚至已经达到制定共同宪法的水平，并且拥有欧洲议会这种常设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