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特权，废约其实只是一种姿态；况且美国政府已允诺战后废约；而且国民政府对盟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实际援助行动比对外交辞令更感兴趣。

    如果更远一些考虑到战后的话，那么，战后初期情况肯定会有一段不稳定的时期，不但美国侨民需要以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保护自己，美国政府如果对中国政府会有所要求的话，也可以把废约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战争总会让一切都瞬息万变，战时订的条约未必适合战后的情况。

    但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绝不仅仅是上面这些理由可以说明的。就在列举暂不废约的同时，汉密尔顿指出“若干年来美国人民已经把领事裁判权和有关的权利看作时代的错误”，如果继续保持这些特权的话，那么将是对联合国家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的一个巨大讽刺；所以不如“让这一在广泛意义上与近代概念已不相符的制度不再出现”。

    两相比较，汉密尔顿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暂不废约的理由显然超过废约的理由，但从长远利益考虑，后者无疑具有“更重大和更持久的意义”。因此，他建议远东司会同商业条法司成立一个小组着手，“极其秘密地”进行准备工作。

    中国方面，国民政府觉察到了美国方面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领事裁判权的厌恶，并且深谙美国社会舆论力量的强大，所以不失时机地将此事直接诉诸舆论。同年4月19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谴责领事裁判权。这一举措引起美、英两国政府的注意，但考虑到日本在太平洋上咄咄逼人的攻势和盟军依然险恶的处境，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出废约的话，不但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容易被中国方面误解为是美、英感到虚弱的结果；所以决定在军事形势有所改善时，美英再采取平行行动取消领事裁判权，以达到在远东政策方面团结和合作的目的。

    虽然没有能够达到说服美英废约的效果，但宋美龄的文章被国务卿赫尔看作代表国民党声音的“政府文件”。

    及至这一年年中，太平洋上军事形势趋向好转。6月中途岛海战后，日军连失制海制空权，战略上已经失去主动权，不得不被迫停止全面进攻，改而采取守势。8月27日，赫尔在致电英国外相艾登时说，虽然此时依然不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但美国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放弃领事裁判权，因为战争的瞬息万变让他对推迟废约时间是否就真的有更加有利抱怀疑态度；所以希望能够乘着事情还在自己的控制之中时采取主动。

    这样，美英两国经过一个半月的反复协商，决定采取各自行动的方式，分别与中国政府进行废约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