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空军总共只有305架老式飞机，而且这些飞机不但陈旧，而且由于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呈现出一片杂乱的局面。不止如此，所有的飞机全部来自国外，没有一架是国产。

    更深一层的是，如果认为通过此可以就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的话，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了，因为真正能够唤醒民众的，只能是思想上的真正觉悟。五四时期，启蒙者们试图通过文艺形式唤醒民众沉睡的思想的时候，都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与反复，何况仅仅只是通过飞机——这一外部层面上的努力呢。

    航空人才的地位，在孙中山的认识中也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他把航空人才视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不但在同仁之间积极呼吁自己的这一主张，而且还亲自筹措。

    1913年3月，中国同盟会美洲总支部在美国檀香山创办了中华民国飞船（机）学校，按孙中山电示，该公司设立了飞行科，培养专门的航空人才；1915年2月20日，他又致函南洋诸同志，称：“飞行机为近世军用最大利器，谭君（根）既有志于此，于国家前途，吾党前途，均至裨益，特预为介绍于诸同志。倘谭君到时，尚祈费神招待，并希设法开场试演，劝销入场票位，俾得聚集资财，成立学校，教育真才。”同年，各省讨伐窃取民国果实的袁世凯，但却相继遭到失败，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因为当时袁世凯手中掌握着两支飞机队，形成对革命军的空中抵抗。这更加坚定了孙中山培育航空人才、组织飞机队的决心。1915年秋，孙中山讨袁失败后，东渡日本，与华侨周彦时、夏重民等在滋贺县八日市，又创办了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稍后，他又命令中华革命党（即国民党）设在美洲总支部的部长——林森借助爱国华侨的力量，创办飞行学校。这样，在华侨的资助和林森的主持下，1916年，中国国民党飞行学校在美国纽约创办，设飞行、制造、修理三科，选取党内20余名青年入学，进行相关知识的初步学习，1917年秋毕业后进入纽约“寇蒂斯”飞行学校深造，毕业后回国。孙中山多次前往训导，指出“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之武器”，并以航空救国的道理激励学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亡，军阀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为适应形势发展，孙中山又命胡华贤到加拿大创办中华革命党强华航空学校。

    然而，新事物的出现和成长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学校的创办与生存亦是。1920年在美国创办的、专门培养中国飞行人员的强华公司就是一例：学校甚至不能光明正大地称自己为学校而是公司，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不准华人学习飞行，为了生存，强华不得不以公司作为招牌，进行掩饰。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也为航空事业在国内的正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中国**和前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官学校于这一年的5月成立，在创建训示中，孙中山明确指出：“自航空机参加战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划分言之，往昔所争之领土领水，今有领空之划分……就其效力而言，己打破兵舰、潜艇、战车之偏枯性能，极控制三界之能事。故欲因应现代国防上之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此时，孙中山对飞机的认识已经上升到飞机参战给战争带来的必然变革这一点上，提出了制空权的现代战争思想。这些思想提出之先、问题揭示之深，足以与当时世界上空军学术思想的先驱者——美国的米切尔、英国的特伦恰德、意大利的杜黑进行媲美。

    就是在黄埔军校精神的引导下，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开办了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并委任前苏联顾问李糜将军担任第一任校长。这成为孙中山先生在国内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从1924年冬到1936年，共培养飞行员527人，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培养飞行人员最多的一所航空学校。孙中山先生倚重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创办学校，选派人员留学进修，先后培养了数百名飞行人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才。他们中大多数成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先驱和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逐步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24年10月8日，在交给蒋介石的手谕中，孙中山要求他改革步兵编制表，并以“飞兵”（空军）代替骑兵。同年底，航空局扩大编制，成立了飞行队，由蔡司渡、陈秀、关荣分任队长。孙中山提出的空军军事思想和呕心沥血创建起的为数不多的飞行队，对于我国空军的发展、爱国救国的豪情落实在实际层面上，建立并壮大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特别是在抗日期间，广东空军和中国其他空军战友一道，转战全国，血洒长空。比如“八·一四”空战、松沪会战、太原空战、广州南雄空战、武汉空战、兰州空战、成都空战、重庆空战等大规模空战中，都有广东空军参战。据统计，原广东的飞行员40人，共击落日机70余架。他们以自己的英雄业绩和生命，实践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航空救国”思想。

    直到驼峰航线的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