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大举入侵，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但国内的人们遭受帝国主义、本国统治者等的多重欺凌，海外华侨更是在人格上受到侮辱与歧视，这种情况下，人们无不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起来，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

    而飞机制造就是当时的人们普遍热衷、并寄予很大希望的，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投入人力物力支持并希望构建中国自己的航空事业。这些赤子之心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充分理解，于是，他一面鼓励和组织华侨青年学习航空技术，一面赞助华侨兴办航空实业，自造或购置飞机为国效力。

    早在1910年，基于对飞机重要性的认识，孙中山就初步形成了使飞机效力于革命大业的思想。当时，飞机问世也不过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不管是本身制造还是实际应用来看，都处于“幼年”阶段，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与开发。但孙中山却以一个革命家的敏锐眼光，认识到飞机在未来将要发挥的无可估量的作用，在他看来，飞机“其为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宜努（力）图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孙中山在给海内外革命同仁的信中，又不失时机地进行强调宣传，极力赞同“研求和谋购飞机”，并指出“飞机一物，自是大有利于军”，“谋设飞船（机）队，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以为国出力”。

    1911年9月，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孙中山先生致函旅美革命党人再次论说飞机之重要。12月又致函海外革命党人，请他们协助组建飞船（机）队。这一号召得到了积极响应，当时，就有芝加哥的同盟会分会协同旅美华侨，成立了“旅美华侨革命飞机团”，准备投身国内革命。这一举动不但得到侨胞的理解与赞同，而且促成了侨胞纷纷捐资，在美国购买飞机援助中国革命的局面。当年，就购买了“寇蒂斯”飞机6架，并委派李绮庵、余夔等23人，于这一年的12月30日和次年1月6日，分两批运抵南京，支援革命政府；1912年，旅美的一些爱国侨胞又集资捐助，在美国圣地亚哥成立了飞机制造公司，不但自制飞机，而且还由华人飞行家担当飞行员，凌空飞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依然为航空救国的梦想四处奔走。1916年，他多次致电美国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通过舆论宣传，转海外诸同志，令“竭力筹资，多购飞机”，认为“此时购买飞机，组织飞机队参战，至为重要”，并一再催促“飞机及各同志速回”；1918年9月，旅美华侨遵循孙中山指示，在旧金山成立图强飞机公司，对于该公司的创办宗旨，他们明确提出，即“以展布航空事业，图强中国为本”，正式把发展航空事业提升到为国家图强的高度，并且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步骤：“先购军用飞机两架，运回中国，择地演放，以实验航空之功用，唤起国人之倾向；以集款项为扩充营业之准备，并购各种用途机器，以便回国开设航空教练所，广植人才，俟资本充足，即择冲要地点设厂，制造飞机发售，以供各省采用，挽回一部我军械之利权。”

    1922年，为保卫时在广东的革命政权，旅美华侨捐购了12架飞机，遗憾的是，在起义前就被北洋军阀收买的奸细纵火烧毁了6架。这一行为引起广大华侨的强烈愤慨，激发他们再次为募集资金游走，又重新购买并补足12架后，运回广州。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早期的飞行队，都是由海外的爱国华侨进行实际操作的，他们在掌握飞行技术的基础上，从国外购买飞机，然后连人带机回国——早期的航空事业就是这样开拓起来。最初在广东兴办的一些航空工厂，也得益于华侨在经费、技术、人才、设备方面的鼎力相助，有的干脆就是直接由他们自己创办的。所以说，孙中山依靠和组织华侨对于中国航空事业的发轫之功，实在是不可磨灭的。

    1923年4月2日，孙中山在参加南昌航空教导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多次提到“航空救国”的看法；同年8月，他在广州参观由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架飞机“乐士文”号的时候，当场提笔写下“航空救国”四个字以示鼓励。要知道，对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处境，处处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化，然而他并没有提出“电力救国”、“纺织救国”、“运输救国”之说，而是极力强调“航空救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飞机在未来世界重要性的认识。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凝聚了民族复兴梦想的规划：通过购机演练、设厂制造、教练人才，在壮大军威的同时，也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如此等等，确非以往可以同日而语。就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其理想之宏伟也是足够振奋人心的；孙中山先生的洞察力不可谓不超前，但航空工业毕竟是一门涉及诸多尖端学科的工业，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打铁造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尤其是在一个连完整的工业体系都不具备的国度里，希望通过飞机实现“救国”的理想，无论怎样看，都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着很大的距离。所以，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航空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