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以七篇文章勒为一帙，第一篇论析作者、续者，是满是汉……。

    第二篇“插曲”专论袭人而拉上了高鹗之一妾。第三篇曰“初详”，详的是所谓“全抄本”的（即杨继振藏本，俗称“梦稿本”）年代最早，保存初稿的现象。第四篇为“二详”，详的是《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关系之问题。第五篇为“三详”，却题为“创作”，不是“自传”，内容却又是“甲戌”（她爱用“一七五四”洋历）以前以后的历次“增删”修改问题……

    看看这些，方深信她毕竟是位女性人才，特心细，特繁琐，带出了女性脾气的特征。

    读她这些，第一须有一个起码条件，即对《红楼梦》已然十分（至少是相当地）熟记于心了，否则会如坠雾中，或眼花缭乱、莫辨青红。第二要特具耐性，否则读不下去。

    她太精细，举证说理，周密过人，提问题又多为常人所忽略不及知见，故很令人信从以至“折服”。

    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她有时也会说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理由”。

    今试以例为我愚言作证——

    当初起诗社，“社员”们不愿再用叔嫂姊弟等家庭伦常之称谓，拟各取一个雅名，轮到宝玉了，李纨建议：“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王’就好。”(注)宝玉答：“小时侯干的营生，还提它作什么。”然后，各自在诗题下署名时，宝玉写下的是个“绛”字。（注，别本改作“怡”）。

    于是乎，张女士便下了结论，说：可见早先有一段取绰号为绛洞花王的文字，至此“删”去了，而又于（李纨？）口中提到，宝玉笔下写出——是删而未净的“漏网之鱼”……云云。

    我不禁要说句失敬冒犯的话：这么一个精细颖慧、万人莫及的人，有时也竟如此可笑起来。试问：

    一，为什么要“删”？假如真是早写了，岂不正好可见宝玉小时的“精致的淘气”与秉性之异，出语之奇？存之何害？删之何益？请“详”其至思。

    二，既“删”了，为何又留“尾巴”？“删”后的诗社取号时将旧话一句，一笔便可勾消，易于反掌吹灰耳，偏要留这“破绽”让张女士“抓住”？雪芹的灵心慧性纵使不及爱玲，难道就那么粗疏愚笨起来？

    三，作诗时记了一个“绛”字，她就以为是前文已“删”的遗痕力证。更是笑话。第八回，宝玉已自题“绛芸轩”斋名，晴雯张贴，黛玉赞好；再到入住园内，他作《秋夜即事诗》，首句就是“绛芸轩里绝喧譁”。张女士如何定知署名一个“绛”字，就非指“删文”不可？

    她的这种“考证方法”与“推理逻辑”，实在奇特，非下愚如我者所能洞晓，只好疑而请教吧。

    殊不知，“补遗法”的叙事技巧是雪芹的一个专擅乃至独创。拙著《石头记鉴真》书中早已论及。今引于此——

    第二十六回开头写佳蕙来找红玉，有批：

    你看他偏不写正文，偏有许多闲文，却是补遗。

    佳蕙说到给林姑娘送茶叶，“可巧老太太那里给林姑娘送钱来”，有批云：

    是补写否？

    说到“林姑娘生的弱，时常他吃药”，有批云：

    是补写否？

    又说，“就像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有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