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个“三才”思想观念。它反映在《易·说卦二》，其文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这就说明，中华先民的宇宙观是“天地人合一”论，而三者皆以“才”为之标称，是“才”之重要可知。换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义可思。盖道者，就其质性含蕴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现而言。中华汉字的“才”，本义是标示植物的萌生，无限的生命之力正在开始发展发挥。
“三才”包括了宇宙万物、人生社会的一切事物、活动、表现、成果。明人编纂的巨著《三才图绘》，正是此义的一个具体理解与纪录。
中华先民认为，天有天之才，如风**雪，寒暑推迁，皆是也。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动植，金银玉石，皆是也。而人独为万物之灵，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华的最高表现是也。
中华先民达到了这一认识，方能有《易经》这样的著作产生。
人的价值、使命、功能、抱负……，都由这儿开始，而且不断发展对这种认识的深入思索、反复探求的智慧活动。
是以，我曾将这种认识标题为“三才主义”(见《中国文化》第8期)。
古人从“三才”的认识自然达到了下—步的紧跟着的认识，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必如此，方为能尽天之赋才。不然者，即非“顺性命”，而成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从这儿，就发生了人才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就是人类文化所不断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中华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视这一最大问题的学问。
经、史、子、集，统统是人才的思维言行的结晶纪录。虞书禹谟是如此，“太史公书”是如此，孔、孟、老、庄是如此，李、杜、欧、苏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后，方可归题于小说这门学科。当然所谓小说，是指中华小说，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而言。
文学基本常识，西方对小说的定义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观念。在我们，小说是史之支流，所谓稗史、野史、外史、异史、外传、别传……，都是此一观念的体现命名。“讲史”又是“说话(说书)”市井文娱中的首位分支专科。现存的历史类演义小说从“开辟”一直到清朝、民国的厉朝各代都齐全了还不算，别的小说也总要“挂靠”一个某朝某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连《金瓶梅》《西游记》，总无例外。不叫“史”就叫“传”，其名似异，其质一也(如《三国》最早刊本也叫“传”，《水浒》是“传”，“说岳”是“传”……“海上花”也是“列传”……)。
讲“史”毕竟为了何事？当然可以说是为了兴衰治乱，温古鉴今；但略略追进一步再问兴衰治乱是因何招致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国安民的圣君贤相、文武良材——问题就立刻显明了：原来，讲史就是讲的人、人物、人才。此点最关紧要。
好的君相将帅，就是出众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没、屈抑、损害，则造成了乱世涂炭的时期。因此，讲史中尤为受欢迎的“讲三分”(三国故事)，就是赞叹魏、蜀、吴三方的各自拥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这儿，就包括着他们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小说中的“后人有诗叹曰……”正是良证。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商隐)写下过儿童慕效三国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叹是：“管乐有才真不忝(指诸葛丞相)，关张无命欲何如！”这就完全是他对人才的痛切的感叹。宋代大词人苏东坡(轼)则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东坡也记下过听说书的群儿向蜀反魏的表现，但他自己十分赞美的却是东吴的周郎，他那“羽扇纶巾”的儒将风度，他那“雄姿英发”。
这儿已经表明：打动诗人词人的，并不只是“倾向”于三国中哪一方的事情，而是人、人物、人才！而是那些人才的遭际与命运！
此义明了之后，才会懂得：为何《三国》故事之后，又出了同样为民众热情传述的水浒英雄的故事。
东坡是北宋人，时在徽宗之前，所以他心目中仍然是三国风流人物。而到元明之时，文家艺匠，便转而赞叹宋江等三十六英雄了(如龚圣作《赞》，陈老莲作画)。
什么叫“英雄”？一定就指“拿刀动斧”的武士？非也。英，是植物的最高结晶表象；雄，是动物的最高形质表象——两者合称一词，代表“地之才”的精华，而又借以赞美人才的出类拔萃者。“雄姿英发”，两个字已经分出同现了。 “英才”“雄才”，也是中华汉语文中的常用的美称之词。
那么，《水浒》何以能与《三国》同列而媲美呢？它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
答曰：《三国》人才，不出帝王将相；而《水浒》作者[注]却不去再写那些人，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写一大群“强盗”——被人贱视、敌视、恶视的犯法犯罪之人！
那位作者认为：我要写他们，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坏人恶人贱人，相反，他们本是头等人才，即英雄人物，而他们遭到的不是展用施为，尽其才美，却是屈抑陷害，落得家破人亡，无立足境。
“逼上梁山”，这个成语，已经变为一个“典故”使用了。
所以《水浒》的主题仍然是人、人物、人才，不过加进来的是因时代、身份、环境等等原因而遭到了令人悲愤难平的命运播弄。这也就是昔人目之为“愤书”的真正义理。
此义明了之后，方能谈及理解《红楼梦》的这一重要课题(本文中，《红楼梦》一名只指曹雪芹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