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观点，未必尽符作者本意。然而，观点尽管不对，批语却仍有研究价值，因为这样批还是话出有因的，否则何以袭人后来嫁给蒋玉菡，倒说宝玉（他的形象中当然有作者的影子在）是该“骂”应“悔”的呢？我们理解是宝玉后来的获罪沦落与袭人嫁人，正是同一变故的结果——即免不了招来袭人担心过的所谓“丑祸”。宝玉为此类“毛病”曾挨过父亲的板子，但他是不会改“邪”归“正”的，所以终至成了累及封建大家庭利益的“孽根祸胎”。当事情牵连到宝玉所亲近的人时（也许与琪官交换汗巾的事还要成为罪证），袭人既不会像晴雯那样索性做出绞指甲、换红绫小袄之类不顾死活的大胆行动，甚至也不可能象鸳鸯那样横了心发誓说“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我也横竖不嫁人就完了。若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袭人唯一能用以表示旧情的，只不过是在将来宝玉、宝钗处于“贫穷难耐凄凉”时，与丈夫一起对昔日的主人有些生活上的资助而已，即脂批所谓“琪官（蒋玉菡）虽系优人，后同与袭人供奉玉兄、宝卿，得同终始。”（甲戌本第二十八回总评）所以，不管袭人的出嫁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反正，在脂砚斋看来，这是宝玉不早听从“贤袭人”劝“谏”的结果，是宝玉的过失，故曰该“骂”应“悔”。但实际上曹雪芹并没有什么“自悔”，他后面还借“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的诗句来暗示袭人的画（第六十三回），这不也含有嘲讽的意味吗？再看册子里所绘的画，是“一簇鲜花，一床破席”，除了“花”、“席”（袭）谐音其姓名外，“破席”的比喻义也并不光彩。当然，袭人的可讥议并不是什么她不能“从一而终”，而在于她的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