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之罪名；但他最讲道理，故最能体贴他人——此即“理”也。比如，他心怜平儿，欲稍尽心意，却知她是兄长房中之人，亦嫂级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任情。比如她在嫂嫂凤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为尽一礼，然又服膺书童茗烟之言，尽礼之后，还须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贺贤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举一可以反三，书中类此者，在在昭然，无俟枚举。

    是故，雪芹未尝将“情”、“理”绝对化起来，敌对起来，势不两立起来。说《红楼》是一部“反理教”的书，岂其然耶？

    孔孟等圣贤，出于治国安民的好心，把“情”伦理道德化了。雪芹则是：在伦理、社会关系上，承认“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独处自便之境中，即将“情”诗化起来，艺术化起来。两者并不构成绝对矛盾冲突，甚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情，即“天”是也。理，即“人”是也。情与理谐，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与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颇与雪芹有相近相通之处。是以我说我不喜欢把事理人情割裂两截，制造人为的对立的那种识见主张。

    我们中华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语从未废弃“情理”一词，相反，一直尊奉运用。宝玉不乐于高冠礼服地贺喜吊丧的纯“表演性”俗礼，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绝不可以举此以为“反理”之证。宝玉不喜功名禄位，也只因其间只有官气，而无真情——他特重者是一个“真”字。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对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俗世伪装，是作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爱《红楼》，全在于此。什么“爱情悲剧”，什么“婚姻不自由”，还有“反封建”“叛逆者”等等识见，那是另一回事，与在下的“思路与想法”，关系就很小了。

    诗曰：

    后贤难议议前贤，“情”“理”相逢仇对煎。

    细究中华文化史，天人合一否耶然？

    “情榜”

    在雪芹已写出的书稿中，原有一张“情榜”，应是全书的结束——这是明清小说的一种传统形式（如《封神演义》有封神榜，《水浒传》有忠义榜，《儒林外史》有幽榜，《镜花缘》有女科金榜）。这个“榜”之存在，有何根据？曰：有脂砚之批为证。一次是说估量正、副钗等的名姓、数目；又一次是说宝玉虽历经各种“警教”、“觉悟”，而终不能跳出“情榜”。

    这就不是单文孤证，不是想像之词。

    “情榜”者，列出了全体诸钗名单，每个人名下给予一个“考语”（相当于今之“总结鉴定”），上字一律是“情”，下字配以各人的“特征”。

    黛玉是“情情”，金钏是“情烈”，晴雯是“情屈”……极少几个略可推知，大部分已无从臆拟。最奇者，宝玉非“钗”，却为群钗之“贯”（或作“冠”），所以倒能高居榜首。其他“浊物”，另有“男榜”，不相混杂。此外还有“外榜”，大约是张金哥、周瑞女儿、刘姥姥之外孙女青儿、卜世仁女儿银姐儿、倪二之女儿、农女二丫头、袭人之姨姊妹等等与贾府并无直接往来、居住关系的女儿们。

    男榜、外榜，也许都是十二名？不敢说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