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他的长项。我很同意友人邹自振教授在其红学专著《红楼梦发凡》中把刘心武列入“另类红学家”之册，认为他的“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只是把《红楼梦》作为文学创作素材的一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为了证明“吾道不孤”，刘心武还拉出周汝昌先生为大旗，作为自己观点的呼应。周先生是红学史上相当有影响的人物，他对后学的奖掖扶持更是有口皆碑，但这并不能说明先生支持过的后学晚进的红学观点就没有问题。刘心武如果从周先生那里取得“真经”，我倒觉得周先生给他提的一个建议相当不错： “希望你写一部小说——从太子的降生到雪芹的去世。不是为了‘清代史’，也不是简单化的‘图解’《红楼梦》，是为了解说人性、人生的大悲剧，即雪芹提出的‘两赋’的先天灵气和历史条件加之于他的后天环境、遭遇、命运”，我深信一个曾经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进行过深层思考的优秀小说家是有能力完成周先生这个嘱托的，再不要把自己的才华和宝贵的精力白白地浪费在这种主观臆测的“红学研究”方面。

    当然，刘心武与那些常有“惊人发现”的非专业研究者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周先生的助臂，单凭他自身的社会影响也不难发表其“红学观”，但他却总委屈地觉得“红学权威”们压制他，他在创作界的地位姑且不论，即使单就红学而言，一般的专业学者、教授甚至他所认为的那些红学权威，也并不是都有条件像他那样可以到现代文学馆讲红学，到中央电视台录制几十次的红学节目，还能把他的“红学观”弘扬到海外，并且在短短时间内出版了那么多的红学著作，谁又能压制了他呢！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倒是正常的声音被淹没了，但他还称他的红学是“平民红学”，并奢谈学术空间“公众共享”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提法本身不见得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红学确实不应该被少数“权威”垄断而应“公众共享”，问题是如何理解“公众共享”，打个比方说，马路是“公众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谁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就应该有警察出来干涉。红学研究也是这个理，红学并没有固定的“界”但却应有相应的学术规范。百家争鸣是必要的，红学环境也应该宽松，但宽容并不意味着对那些所谓“新说”就不允许反批评。毕竟红学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学术积累，该发现的史料虽不能说一网打尽但也所剩不多，红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在没有新材料或新视角的常态状况下，是不大可能一会儿就有一个“新发现”的，所以，谁提出了“新”观点，就都必然会受到现有材料的检验，凭空逞臆妄谈是不可能持久的。红学今天缺乏的正是那种有扎实的文献做基础并能在理论上摧陷廓清式的里程碑著作。当此学术规范在拥挤的红学世界迷失之际，严肃的研究者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发出正面的声音，“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学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