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伟大，在于鲁迅精辟指出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鲁迅还把它列为“世情小说”而非“讲史”之类，尽管这部作品也涉及到皇家生活描写，如以“元妃省亲”为显例的有关事件，但这些都是围绕着荣宁两府盛衰和大观园少女悲剧展开的背景而非基调描写，可是在刘心武的笔下，不仅皇家秘史成了《红楼梦》中的主干，而且还将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说程高本后四十回关于元妃的处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创作企图，即使单就刘心武笔下的“贾元春之死”这篇“补佚类”学术小说而论，也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戏说”而绝非《红楼梦》原著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试问： 借太医张友士之口宣布的元妃罪状，所谓“乃荣宁二府之最奸狠者”，而且还“秉其父意，钻营进宫，狐媚惑主，乱宫闱，干朝政，一意胡为”，这样的一位红颜祸水形象，怎么能与前八十回读者已经见到的那位温情端淑的元春联系起来？笔者愚笨，在脂批和原著中找不到任何这方面的“伏线”；很多细节方面更是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如刘心武最后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铁网山”荒庙“智通寺”中，凡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第二回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是在扬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辕北辙？这也罢了，最明显问题是，铁网山“劫驾”一幕简直如同儿戏，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刘心武为我们演出了一场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变”的《红楼梦》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御驾就那么容易被山贼围困？元妃还能私藏“蜡油冻佛手”与皇帝****，被皇帝惊叹为“你竟袖有暗器！”刘心武既然写过《帐殿夜警》那样的历史小说，就应该懂得皇帝行宫的壁垒森严以及与此相关的清史常识，怎能如此离谱靠大胆想像去安排情节？尽管胡适也提倡过“大胆的假设”，但同时，胡适也还要求人们去“小心求证”，而刘心武恰恰忽视的正是这一点。有了一点什么“新”看法就全盘端出，甚至有些连红学界都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曹雪芹祖籍何处、生卒何年、生父系谁、脂砚系谁等等，并存有多种说法，但他总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弃取，当成最后结论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现有材料下被红学界公认的“难解之谜”或“死结”，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报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从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烧的“曹雪芹”手书对联“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居然也被刘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么“云”影射“史湘云”，“月”指“麝月”，“三十”与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关等等，仅凭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证性的红学文章，这种治学态度能说严谨么？更不要说文物真赝尚待鉴定，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讲，拿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再推出一个新的结论，大前提就靠不住。考证性的学术文章不能像写小说那样可以向壁虚构，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占有相关的文献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刘心武特殊的经历，没有受过严格的学院式训练，他写小说或许还可以，但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写考证性文字方面，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