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长着几个脑袋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钦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红楼梦》第十一回的“园中秋景令”即“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居然被认为是隐含着“秦可卿真实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刘心武指出这样的写景方式在全书中是个孤例，“奇的是用在一个似乎是最不必展开描写风景的‘坎儿’上”，他还进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处季节时令的某些不合榫现象，从而得出是隐语而非写实之景的奇谈怪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书过程的异常复杂，《红楼梦》中时令以及人物年龄的漏洞、破绽这些矛盾之处还有很多，前人已备述矣；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考察，回前、回后或中间偶尔插入一段不见得很协调的诗词是一种过渡现象，那些诗词还有上引的小令之类，往往具有“镶嵌”的没经过完全融化的特点，当然，曹雪芹会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尽量让那些东西运用得自然协调，但“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我们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证去曲为解说呢！还有秦可卿卧室的陈设，所谓“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刘心武牵强附会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实证，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些夸张的描写大都是从诗词中脱化而并非实境，不仅《红楼梦》其他小说也有过类似语句的引用，它不过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环境和态度罢了，岂可胶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实？更滑稽可笑的是，《红楼梦》中“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一回，本来是专为秦可卿看病而开的一张药方，那头十个大字“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竟然被刘心武用索隐式的拆字、谐音法强断为两句分读，所谓前半句中“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术”理解为“半数”的谐音，后半句是“令熟地归身”的谐音，也就是皇室夺权最终失败后让秦可卿在自小寄养长大的贾府自尽，连这么一个普通的药方都认为大有深意存焉，我们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够丰富！如果《红楼梦》是由这样一些隐语谶言构成，还要靠后世读者去如此“猜谜”、像破译“密电码”那样才能读懂，那么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为充盈着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旷世巨著了！《红楼梦》的确有“隐”需要去“索”，但不管这部小说存在着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当它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小说艺术整体中时，就必然会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从而又构造成为了新的意义单位，所以，单纯用索隐和考证的方法去获得《红楼梦》的终极意义和精神向度，显然是徒劳的。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深刻指出过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21年写《红楼梦新叙》时还提出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悖论现象，就是既写“人情”又写“故事”，“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说的伤害者，导致他们总要去小说中寻索“真事”。也恰恰是在这一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考证》，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导引着红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竟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去探讨所谓“历史真相”。遗憾的是，新红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这说明真正思想者的声音总是孤独、不合时宜的，所谓庸众的沉沦与哲人的悲哀！同时也由于我国古典小说理论相对于丰富创作实践的明显滞后，从而形成了一种看小说、研究小说总要“文史合一”的思维定势，这也不是刘心武一个人的问题，从蔡元培、胡适开始，这种研究路数已经形成，但蔡、胡的论点多少还有点史料文献的支撑，对红学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而刘心武纯系臆断玄思，把蔡、胡的错误又发展到了极端，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影响的新时代文化人，不能引领风骚反而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做学术文化的促退派，这是很令人惋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