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与其他人物相对立的鲜明性格而且她的性格本身也具备着各种对立的因素，形成性格的单纯与丰富的对立统一。……作者对她那做什么和怎样做的描绘，在人物行动中塑造人物性格的方法，……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体现出来的。……’她的性格的阶级性时代性，性格的个性和共性，如果不是依靠凤姐与其他人物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的生动的丰富的描绘，那么人物形象的典型化难免成为一句空话。”
“作者没有为了暴露凤姐而把人物性格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也没有故意加上一些多余的令人生厌的论证性的语言，以表示所谓的主题明确。曹雪芹暴露凤姐的用意并不含糊。它的说服力不在形象之外而在形象之中。不论读者是否接受作者的思想，都不感到他自以为比读者高明。”
这简直太好了！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表示过这种见解，从他得到了不约而同的印证，实深欣幸。
上面引了两段话。其最后一句，更是特别重要之极。对此，如感兴趣，可以在书末找到更细致的解说，就是第三十七、八、九这三章，专门论说“创作与欣赏”——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说老实话，我看此书，对这三章最佩服，最得味，比专论凤姐性格什么的更加爱看。王朝闻同志在论《红楼梦》艺术的专著中以此为“结穴”，他指出：创作与欣赏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欣赏也是一种主动性的积极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高明的艺术家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就是他对读者的态度的一个基本点是尊重和信任。我们不时遇见一些好心的同志，他们的口语中的一个喜用的词是“懂吗？”这种人，实际上把自己看成是群氓傻瓜中的唯一的聪明者——这种人如果当“作家”，就和曹雪芹不大一样。
“只有把读者读小说时不只有所发现而且有所补充的作用估计进去，才能全面理解《红楼梦》在艺术上的创造性，也就是它在社会作用上的能动性。”
他为了说明这一艺术重大问题，没有忘记举出两个在“红学”上关系极端重要的“特殊读者”，一个是脂砚斋，一个是高鹗。关于这，我特别对王朝闻同志心折。因为在这两个“试金石”上才真正验出评红家对红学是真精通还是假内行，对红楼艺术的特点是自具眼还是徒有目。你听他是如何评论脂砚的：
“在我看来，《红楼梦》所用的艺术手法，不只在于塑造出生动的形象，用它来表达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而且在于它的运用，同时产生了一种可能启发诱导读者，靠他们自己认识小说所再现的生活的作用。……〔此处举了凤姐初见黛玉时的一番言辞作例〕脂砚斋认为，这些描写是对凤姐也是对黛玉的传神之笔。这是符合事物互相联系的规律的话。脂评还着重指出：凤姐所说‘真有这样的标致人物’，‘这方是阿凤言语。若一味浮词夸语，岂复为阿凤哉？’这些议论不只说出了作者的长处，……一笔写出凤姐和黛玉这两个人物，同时也说出了读者自己的长处，——能够欣赏艺术美。”
如此佳例，不能尽举，说明对脂砚的赏识是艺术家的眼力高的证据。对于高鹗，他的删、改、篡、添……，王朝闻同志完全用“红学专家”校勘版本的做法，揭出了他的“艺术”上的远远不能与雪芹同日而语，而且严词指明：
“但是(高鹗)这种把读者当笨伯的作法，自己正是一个笨伯。经他一改之后，他自己认定的主题明确了，但形象的‘神韵’没有了，作品的丰富内容被简单化了。可见在艺术观方面，他不是曹雪芹的‘个中人’。”
“《石头记》的续者高鹗，对《石头记》的修改，仿佛只是文学上的，其实正是高鹗在政治思想上和曹雪芹相矛盾的表现。”
“从这种删削可以看出，续者高鹗与作者曹雪芹在艺术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对立。”
“而且表明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的矛盾，是一种复杂的思想斗争。”
王朝闻同志并特别举了尤三姐这个例子，分析评批了曹雪芹原作与高鹗改造的是非高下(对此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曾在一个会上说：曹雪芹无意给封建妇女立“贞女”“烈妇”牌坊来“旌表”之)。他结论说：“文艺欣赏的思想斗争是够复杂的。……高鹗的改书，至今仍得到一些读者的支持。读者与作者的矛盾永远存在，读者与读者的矛盾也永远存在。”
这真是，既为一位艺术老辈的慨乎言之，又为一位严肃学者的清醒认识。这两者的结合，就表明了本书的一切特色。——例如他科学地论析了脂砚的一处批语之后，说出了一段话：
“俗话说的‘给死人治病’或‘对牛弹琴’，用来理解创作与欣赏的矛盾，不是不尊敬某些自以为高明的读者。看来脂砚斋还不象是这样的‘死人’或‘牛’，《红楼梦》对他不完全是‘东风吹牛耳’的。”
王朝闻这位艺术大家的慨乎言之，却又是十分谨严而朴实的。他的好文风，充分表明了他的好学风。
在结束语中，他指出：
“《红楼梦》所取得的超越前人作品的成就，依靠作者不能‘任陋人支借’的‘心灵’。”
“……因而应当说，《红楼梦》艺术值得借鉴的方面，主要仍然在于艺术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对此，不是可以当作“晨钟暮鼓”而发人深省吗？
王朝闻同志之著此巨编，并非“为谈红而谈红”，是有所为的。我对他的评凤姐这个人物的见地，并不一定非要“完全一致”不可；我对此书也有我自己的“解味”与犹感不足之感。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华民族艺术上的特点而表现于曹雪芹笔下的，有些点、面，似乎王朝闻同志此次尚未来得及遍涉详谈。但他也交代过了的：“我觉得《红楼梦》的形式和风格，有一种区别于西方艺术的中国特征。它近似中国画或戏曲舞台艺术，不以造成逼真感的幻觉取胜，而是表现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为主，……因而我阅读它时，觉得发现多于直感，读起来觉得它是常新的。”这段话，最极重要。(他只提到中国画和舞台艺术，我则还提出了“诗”的因素这个要点，见《曹雪芹小传》第十九章，以及周策纵教授为此书所作序言中有关部分。只这一段话，就使我对他异常钦佩倾倒。对此，他谦虚地表示了正在深入探索和拟出续篇(论黛玉)的打算。我相信，我的“不足”会得到满足。
一九八一年夏挥汗草
（原刊于《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