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以受招安为目的上了梁山。宋江不是为上梁山而上梁山，恰恰是为了下梁山而上了梁山。

    　　这么多上梁山的情况，为什么就突出了一个“逼”呢？以上所说的类型，无论是那种情况，应该都是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的，他们的被逼上梁山是一种大环境中必然的事件，而非偶然的事件。

    　　水浒从一开始就先交代了当时的大环境是太平之中存在大乱。这个太平之中的“乱”从楔子中的洪信洪太尉身上引出：“乱”一则来自朝廷官吏之“贵”――受朝廷重托去请张天师祈禳瘟疫的洪太尉，才走了“三二里多路”便“脚酸腿软”，起了怨言：“我是朝廷贵官，在京师时，重茵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受这般苦！”官贵必民贱。官何以显贵？官尊显贵，官富显贵，官侈显贵。当官的骄尊富侈霸，做民的岂能不水深火热，当牛作马？官愈贵民愈贱，物极必反，泰极否来，载舟的水就要覆舟了，升平的歌舞也就成了葬礼的“楔子”。“乱”二则来自朝廷官吏之“骄”――无论是真人也好还是方丈也好，虽多加阻拦，只是因为惧怕洪太尉的权势，便无法阻止洪太尉开启了“伏魔之殿”的地穴，放出了镇锁的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一百零八个魔君。而小说的开始却从靠踢球发迹的高俅在朝廷权倾一时写起，从一开始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和没有是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一个被逼上梁山的恰好就是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平地招祸，被一点点逼上绝路的林冲，通过高俅陷害林冲的故事有力的强化了当时社会环境使逼上梁山成为一种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现实。

    　　在第二种类型中，杨志的经历主要是失了花石纲和生辰纲，这两次的犯错充分的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已经混乱不堪，朝廷的法度废弛，花石纲和生辰纲的失劫是必然的，杨志的最终上梁山也便就有了社会环境的必然性。武松的经历说明了当时靠官府解决任何事情都不能有结果，只能依靠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法律和朝廷不能主持公正的时代中，依靠个人的力量解决问题，必然导致了事故，他们走向梁山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晁盖等人劫生辰纲，从侧面也写清了**的官吏如何搜刮民脂民膏，而且这种压榨和搜刮是明目张胆的，稍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人都会起来讨还正义，晁盖等人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第三种类型中的鲁智深和李逵严格说都是官府的人，一个经略府的提辖，一个牢房的牢子。虽然鲁智深和李逵的高下明显，鲁智深是抱打不平，李逵是图快活，但是在本质上他们都是自己先违犯了法度，因为违反法度而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他们发现改变之后的生活状态更能够体现自己的性情，也因为要维持这种生活状态而选择了上梁山。鲁智深性烈却很少杀生是佛性的一端，李逵性烈却嗜血滥杀是兽性的一端，这两端的人物最终选择上梁山的根本原因依然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是在性情上被现实逼上梁山的。

    　　第四种类型中的人书中的笔墨较少涉及他们的经历，但是从现实状况看，这些人要么就已经是占山为王的反朝廷者，要么也是对现实生活不满的志同道合者。他们在一起的目标正是摆脱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依照自己的性情和自己所理解的生活原则来确定自己的生存态度。他们不管是跟随了大家一起劫法场，还是自己聚集啸傲山林，总之是已经在行动上脱离了主流的生活范围，走上了另类的道路，之所以走上这个另类的道路，也是现实所迫，他们的经历正是对现实曲折的反映和说明。

    　　第五种类型是作为攻打梁山的人军人被梁山所擒，又感于梁山的仗义疏财和替天行道的口号归顺了梁山，即使这种归顺不完全是出于内心的选择，可是这些朝廷中人的选择归顺梁山也正说明了他们的心目中当时的朝廷并没有太重的砝码，那种固守的防线在梁山的说服下显得极其脆弱不堪，在逼迫之下，归顺梁山成了必然的选择。

    　　第六种类型说起来有些冤枉，他们原本满意于自己的生活状态，可是却被梁山的人逼迫着上了梁山。表面上看，这些人的选择是被动的，可是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中来说同样也体现出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是社会性的，梁山事业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需要他们的入伙，如果没有他们的入伙，梁山的事业就会受到影响。他们无论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还是被梁山中人逼上梁山的，都是官府和梁山这两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必然结果。

    　　宋江的经历很复杂，故事也多周折，最终使他自己主动提出要落草梁山泊。他也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梁山，可是他的选择梁山从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和其他人都不相同。无论是在上山之前还是在上山之后，他一贯的思想和主张就是受招安，他只是把上梁山作为一个变通的手段，目的是达到引起朝廷重视接受招安，然后保家卫国，名垂青史。因此他的上山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面的下山。

    　　“逼上梁山”的“逼”核心含义在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中的“逼上梁山”就跳出了简单的英雄好汉传奇的狭窄圈子，从而具有了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厚重和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