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

    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

    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逭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

    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搴裳去之，而不得捃舍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

    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荄分荚。于破荄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

    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荄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如有才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徙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

    夫而后知古人作书，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

    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