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叹外书

    序一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肴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

    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

    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若有‘易’

    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

    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

    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

    ”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繁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奉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

    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

    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

    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缃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

    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