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了绝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层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其实受《水浒传》影响的不仅仅是绿林豪杰，它的影响面要远为广远：如饥寒交迫的农民为求生存抵抗黑暗官府的反叛从《水浒》中汲取了力量。如明末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席卷整个帝国，官府疲于奔命镇压，他们捕杀了一个又一个自号“宋江”、“燕青”、“雷横”“一丈青”的义军头领，又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对雨后林间的蘑菇般冒出的一个又一个的“贼首宋江”“贼首柴进”；如下层士卒为抵抗异族侵略为国奋战时曾从中汲取力量，据传聂荣臻将军就曾以梁山好汉为榜样，号召带领游击队在梁山脚下痛击日军，除了这一支游击队，在当时中国辽阔的大地上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千千万万的朴实勇敢的下层士卒中，也许会有不知多少人心头闪过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身影；如现代革命的风云人物曾从《水浒》中汲取过力量。1917年中秋节，**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当教员来影响后几代，而时年二十四岁的**的回答是：“学梁山泊好汉。”

    但上面所说的只是《水浒》的影响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正如陈宝良先生在《中国流氓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明清以降的土匪、流氓也同样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如明末土匪余士藻，自号“靖海天王”，手下有李肃七、李肃十等同党，分称“十二天王”、“十八罗汉”、“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焚杀淫掠，殆无虚日”；明代南京的流氓，也立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残害百姓。

    此外，还有受《水浒传》影响极深的会党等秘密社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是难以一言褒贬。

    要之，《水浒》是一部功罪相半的文学、文化经典，它的内涵极为深邃复杂，它的影响（正面的、负面的）至为深刻广远，因此，目今当此大时代之转折点，以理性之眼重新解读审视《水浒》精神，探讨了解中国旧有之文化心理、国民性格，以期重建现代之新文化、新精神，也许自有其不可轻忽的意义吧？

    当然，在下这里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