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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书中也有数处说道，梁山大军攻破城池后，秋毫无犯，在山寨时，也不伤害过往客商，这些都说明，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本意确实是要将好汉们及梁山大寨描述成正面形象的。所以问题也许不在于如何去追究梁山好汉，而在于故事的讲述者何以一方面歌颂梁山好汉，一方面又毫不避讳地讲述他们诸多凌虐乃至残害众生的行径，这种叙事立场才是值得深究的。
在下以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里，素有蔑视众生的传统。（西方历史文化是否如此，在下所知不多，不便妄议）如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以仗义疏财、礼贤下士闻于世，司马迁的《游侠列传》曾赞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等“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认为他们可以看作是侠的鼻祖。但就是这位后世侠士的“不可谓不贤者”的老祖宗，《史记·孟尝君列传》又记载说，他途经赵国过某县时，就因当地人对他那不够威武的块儿头说笑了两句，便赫然震怒，一声令下，一群群门客跳下车来，虎狼出笼般直扑向围观人众，“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而去。”
又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部将，大名鼎鼎的耿弇，《后汉书·耿弇列传》记载了他的光辉业绩是：“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
但他们都没有因这些屠戮众生的暴行而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相反，从“未尝挫折”这类的字眼，看到的是须得仰视的笼罩着光环的英雄身影。
有了这种悠久的传统，在六朝小说《燕丹子》中，就可以看到，燕太子丹是如何厚待荆轲的：荆轲说了句听说千里马的肝很好吃，燕太子丹立刻便杀了千里马，取出肝来烹调，荆轲赞了句那弹琴的美人的手真好看，过了片刻，美人的手便被装在盘子里呈了上来！在故事的讲述人眼里，燕太子丹是何等的礼贤下士、义薄云天啊！可是那不知姓名的美人的痛苦又有谁理睬，她的地位就相当于那千里马吧！
同样，在唐传奇《无双传》里，也可以看到，古押衙行侠，“冤死者十余人。”
随便再举个例子，在民国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里，侠客杨天池扶弱，一把梅花针撒出去，一瞬间便有五六百人中了梅花针，死于非命。
在列位最熟悉的《三国演义》里，也可以看到，刘备为报个人的兄弟之仇，发动几十万大军伐吴，结果全军覆没。但是刘备的这一举动换来了包括现代学者在内的无数人的凭吊和赞扬，说刘备为给关羽复仇，不惜将江山社稷和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真是够义气，一个皇帝能做到这个份儿上，那还有什么说的？但是在下在这里想说的是，刘备头上那耀眼的义的光环，以及他那“崇高”的悲剧英雄形象，是用几十万条性命换来的，本来战争免不了死人，但问题是刘备的伐吴之战除了成全他的个人义气外，毫无意义，他的可笑的冲动导致数十万年轻的生命殉身火海，抛尸江边，难道这些人便没有兄弟？这些无声的众生、悲哀的众生啊，众生们的声音是永远听不到的，他们在历史中是真正的失语了，历史永远是英雄的历史，英雄的悲欢离合永远会有后世无数人关注、凭吊和传唱，但是小民的悲哀呢？他们在各种文化典籍里，被优雅地措辞为：“蚁民”。
所以，在水浒世界里，一盘盘人肉包子都成了充满喜剧意味的可笑的布景，宋江在青州城外的屠杀、吴用命李逵砍开四岁的小衙内的脑袋的毒辣、李逵两把板斧排头砍去的凶残都无损于他们好汉的身价，一切都被当成了英雄事业的需要，一切都可笑地被原谅了，一切都事先被豁免了，即使梁山大军受招安后扮演吊民伐罪的角色南征方腊时，仍可以看到，因为“革命需要”，“石秀、阮小七来到江边，杀了一家老小，夺得一只快船”（第一百十二回），在好汉的眼中，在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心中，（在几百年来接受者的观念里？）一家老小的性命又算什么？也值得去计较？
但也不是没有人去计较，在《三国演义》里可以找到一处难得的笔墨，在第九十回里，诸葛亮南征孟获，设伏火烧藤甲军时，书中说到：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
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
读了这一段，在下也一样感叹不荆诸葛亮本是有很多理由开脱自己的，如是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平定后方，如是战争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如对方是未受中原礼教沐化的蛮夷，等等，甚至他根本不必为自己的行为做任何解释，因为这是战争，没有人会和他计较这些，相反，有的是人会愿意从军事的角度、审美的角度欣赏他此役的用兵如神。但是诸葛亮没为自己做任何开脱，虽是战争需要不得已而消灭了敌对部族，但面对一个个惨死的生命，他的心灵仍然受到了拷问。这不是妇人之仁，这是真正的吉光片羽的人道胸怀，只可惜这诸葛亮式的沉重叹息，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真是太少太少了。
在许许多多的人眼中、心中，历史永远是各色英雄活跃演出的舞台，英雄的生命和众生的生命永远不会等值。这一点，在演绎英雄故事的《水浒》中，已有了太为充分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