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戏”了。据《梦梁录》第二十卷“角抵”条载,每逢南宋“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这种在宫殿上开展的大型相朴比赛,参与比赛的相扑手多达120人。
还有一种更具广泛性和群众性的庙会上的小相扑比赛。南宋时,杭州的护国寺、南高峰等处都设有露台。每当庙会之期,便挑选“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举行全国性的夺标相扑大赛。平时,在杭州多如繁星的瓦子里也经常举行相扑表演赛。
[病关索]
《水浒》第四十四回:“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
自然,杭州这样相扑活动空前繁荣的景况,必定要对《水浒》人物的刻画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便是杨雄的绰号“病关索”。这个“关索”便是来源于宋元杭州的相扑。据《武林旧事》所开创的相扑艺人的名单中,以“关索”为绰号的就有“张关索”、“严关索”、“小关索”,再加上在男女相扑艺人中各有一位“赛关索”,至少有五位“关索”。南宋杭州的相扑艺人之所以这样喜欢用“关索”作自己的绰号。其原因就在于关索这个三国蜀将关羽第三子,虽然正史上并无关索此人,在《三国演义》中的关索也没有什么作为,但在民间传说中,关索却是一位英勇强悍、武艺高超、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因此,相扑艺人纷纷用“关索”作为自己的绰号。这无非是夸自己是相扑的好手,就象传说中的关索那样英勇强悍、武艺高超。
《水浒》中,杨雄也擅于相扑,且有“一身好武艺”,故而得个“病夫索”的绰号。早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杨雄(王雄)的绰号叫“赛关索”,《宋江三十六人赞》还对其绰号作了这样的解释:“关索之雄,超之亦贤。能持义勇,自命何全?”
杨雄的绰号,在《大宋宣和遗事》及《宋江三十六人赞》里都是“赛关索”,到了后来的《水浒》里却改成了“病关索”。那么,病关索之“病”字,又该是什么意思呢?不少《水浒》研究者对此也表示了费解,甚至连那位编写《水浒传注略》的清人程穆衡也不得不坦率地说:“若关索而病,所未详也。”且看《水浒》作者是怎样解释这个“病”字的。《水浒》作者似乎也觉察到了读者(看官)们对这个“病”字的费解,所以在第四十四回介绍杨雄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杨雄“淡黄面皮”,“面貌微黄”“微黄面色”。显然,作者以为这个“病”字,即病态。再看第四十九回在介绍孙立时,也说:“端的好条大汉,淡黄面皮……姓孙名立,绰号病尉迟。”至于在介绍病大虫薛永时,索性连“面貌微黄”、“淡黄面皮”之类的形容都没有了。其实,据笔者的考证,《水浒》作者对“病关索”、“病尉迟”之“病”字的解释完全是不恰当的,在南宋杭州的方言中“病”与“赛”乃是同义词,因此《大宋宣和遗事》及《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赛关索”和《水浒》中的“病关索”意思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说杨雄武艺高强,赛过那个民间传说中的“关索”。
据南宋时杭州的话本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收入《喻世名言》第三十六卷):“姓王,名秀,这汉走得楼阁没赛,起个诨名,唤做‘病猫儿’。”这里王秀的绰号叫“病猫儿”,也即是比喻王秀走楼阁时,比猫儿还要快。可以想象,在南宋杭州“说话”艺人的口语中,“病”和“赛”同时被运用着,反映在《水浒》中,既出现了如“病夫索”、“病尉迟”、“病大虫”,也出现了“赛仁贵”。而这位《水浒》作者元末明初的杭州书会才人施耐庵来说,把这个仅在南宋的杭州流行过的方言“病”字作出了不恰当的解释,也是情有可原的。
四、文身民俗
南宋时杭州的文身风俗相当普遍,并出现了聘高匠专为人文身的社会组织“锦体社”。而且这种文身的民俗活动,在杭州的武士和子弟中特别流行。这自然也反映到《水浒》中来。
[浪子]
《水浒》第六十一回:“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
南宋杭州“文身”之风大盛,在锦体社里尤多浮浪子弟即“浪子”。据《梦梁录》所记,二月初八日祠山圣诞的庙会之期,西湖**有六条龙舟参加竞赛。这六条龙舟中都有“杂剧”艺人装扮成“锦体浪子”的化妆表演。又每当清明前杭州城内外各官营酒库开煮,组织盛大的游行宣传队伍,其中也有民间艺人“乔妆绣体浪儿,手擎花篮、精巧笼仗。”这里的“绣体浪儿”便是“锦体浪子”。从这种“锦体浪子”的民俗事象上,可以看出:“锦体”简直成了一般浪子特有的一种标志。从南宋杭州的“锦体浪子”上我们便很自然地联想到《水浒》中那位被李师师盛赞为“好身纹绣”,“锦体社家子弟”的燕青,他的“浪子”绰号很可能来源于杭州民间艺人化妆的“锦体浪子”。
再说燕青“浪子”的绰号最早见于《大宋宣和遗事》,而就在《大宋宣和遗事》上还记载着一位身上刺有花绣,“自为倡优之事,来以市井谈谐,以为笑乐。人呼‘浪子宰相’”的李邦彦。在一次宴会上,“浪子宰相”李邦彦“将呈技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对出狎语”。这也可作为“浪子”非但与“文身”、“锦体”有关,而且更与杭州的“锦体浪子”有其亲缘关系的佐证。
我们再从《宋江三十六赞》来看对燕青的绰号“浪子”的解释:“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
这便是燕青这个“浪子”最早的原型。原来燕青正是一个游手好闲、风流放荡、浪迹青楼妓院的公子哥儿。“平康巷”,即妓院。唐代长安的平康坊,乃是娼妓聚居的地方,后来,平康巷便成了妓院的代名词。如《大宋宣和遗事》写到“浪子皇帝”宋徽宗嫖宿李师师妓院时评论道:“古来贪色荒主,那肯平康宿妓家?”燕青到“平康巷”妓院去与歌妓“一丈青”有过密的交往。原来最早的“一丈青”却是一位歌妓。无独有偶。据《梦梁录》卷二十“妓乐”条所记,南宋时杭州就有一位著名的歌妓叫“一丈白”。再从“一丈青”和“一丈白”的名字来看,这两位都是色艺俱佳的歌妓。而且一个作为“浪子”的燕青与一个作为歌妓的“一丈青”相聚在妓院里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到了《水浒》里,特别是第八十一回燕青这位“浪子”到东京的一家高级妓院里,和著名歌妓李师师所交往的行动及情谊上就留下了“浪子”的原型和发展演变的痕迹。但是,第六十一回在介绍燕青时,一方面依然保持了“浪子”的绰号和“浪子”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另一方面却说燕青的出身是“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大”的仆人,而删去了“浪子”的那些风流放荡的行为。显然,燕青这种“仆人”的出身和他那个“浪子”的绰号是非常不协调的。
[花和尚]
《水浒》第十七回:“洒家不是别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鲁提辖的便是,为因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却去五台山净发为僧。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
早在南宋杭州的瓦子、勾栏里已经有艺人在说唱以鲁智深的绰号为题目的“小说”《花和尚》了。后来又有艺人把“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融入了长篇“讲史”《大宋宣和遗事》里。到了《水浒》里,如上例,让鲁智深自己出来解释:他所以有“花和尚”这个绰号乃是在他背上刺有花绣。在《水浒》中曾多次提到鲁智深背上的花绣,如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写鲁智深吃过酒后,便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涌上来: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
又如第十七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写杨志进入林子里来:“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脱的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坐在松树根头乘凉。”
先是正面描写,后是侧面描写,都是让他脱得“赤条条”的,以此来衬托出鲁智深身上“花绣”的形象美来。
此外,《水浒》好汉中身上刺有花绣的还有不少。如第七十回在解释龚旺的绰号“花项虎”时说:“浑身上刺着虎斑,脖项上吞着虎头”,因此被人称之为“花项虎龚旺”。有些虽然没有取上一个与花绣有关的绰号,但是他们身上也刺花绣。如“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的阮小五”、“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的杨雄等。
五、服饰民俗
按宋元时杭州的服饰民俗,不仅妇女爱戴花,而且连一般的男子都喜欢在鬓边插上花朵。据《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所记,在每年的三月三日,杭州有“男士戴荠花”的习俗。从“三春戴荠花,桃李羞繁华”的民俗来看,这种男女戴荠花的服饰民俗渗透着杭州的地方色彩和审美情趣。又据清明节的杭州服饰民俗,杭州人普通人家都“插柳满檐”,而且“男女亦咸戴之”,甚至市民口头上还流传着“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这样的谚语。在立秋之日,杭州“男女咸戴秋叶以应时序。或以石楠叶剪刻花瓣,扑插鬓边。”又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每逢端午节,杭州不分男女,鬓发边插茉莉花者“不下数百人”
这种男女普遍喜欢在鬓边插花的独具杭州地方特色的服饰民俗在《水浒》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反映。
[一枝花]
《水浒》第六十二回:“这个小押狱蔡庆,生来爱带(戴)一枝花,河北人氏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
从蔡庆的绰号“一枝花”来看,在鬓边戴花已不限于节日,而作为一种生活中流行的服饰民俗和个人的一种时尚的爱好了。对蔡庆这种爱戴“一枝花”的服饰民俗,在第七十六回中,与焦挺、徐宁、花荣、燕青一并提及:没面目焦挺:“绛罗巾帻插枝花”;一枝花蔡庆:“头巾畔花枝掩映”;金枪手徐宁:“金翠花枝压鬓傍”;小李广花荣:“鬓边插翠叶金花”;浪子燕青:“鬓边一朵翠花娇”。
再者第四十四回还写到病关索杨雄也“鬓边爱插翠芙蓉”。即使是那位绰号母夜叉的孙二娘也照样“鬓边插着些野花”。
第七十一回,作者所着力描写的“梁山的英雄大聚义”之后的庆功性质的重阳节“菊花会”上,由宋江作词、乐和独唱的《满江红》中,也提到了“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象梁山众好汉在重阳节的庆宴会上共饮菊花酒并鬓边插黄菊的情况,与宋元时杭州市民在重阳节这一天“登高饮燕者,必簪菊泛萸”(《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卷)的节会服饰民俗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