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里，梁山泊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成千上万被压迫群众“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积极参加起义队伍，打击封建统治者。广大群众在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中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宋江的上梁山，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通过封建仕途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就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用这种投机办法达到“尽忠报国”的目的。因此，上梁山以后，他就极力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利用各种时机大造投降主义的舆论：“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还耍阴谋搞诡计，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限制晁盖的行动，把晁盖架空，自己把实权抓到手。晁盖死后，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聚义”改成“忠义”，一字之差，把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变成了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他还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强行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到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头上。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从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极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拚命网罗朝廷命官、富豪将吏，改变农民起义军领导班子的成分，构成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基础。宋江的这个反动目的，在千方百计拉卢俊义上山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卢俊义是河北有名的反动大地主，对农民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疯狂地叫嚷，要使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说什么：“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就是这样一个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的反动地主分子，宋江却极为欣赏，看中了他“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豪杰之誉”的身份地位，不惜动用全山寨人马，拚死拚活地拉他上山。“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上山后，又再三再四要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以使“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只是在其他头领的坚决反对下，才叫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相反，宋江对农民起义军内部的革命派，却百般压制，排斥打击。当李逵在菊花会上坚决反对招安，一脚把桌子踢翻时，宋江登时大怒，几乎砍了李逵的脑袋。他实际上是在起义军内部搞分裂。他要团结并依靠的只是那些一心跟着他走的投降派，哪里有什么“全军上下团结一致”？！

    正如**所说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当革命形势发展到**，梁山起义军对封建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之时，也正是宋江叛卖革命成熟之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宋王朝对梁山起义军武力镇压政策的失败，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更换策略，朝廷内部“招抚”政策逐渐占了上风，这就使宋江的叛卖活动具备了外部条件。从起义军内部看，由于宋江的苦心经营，投降主义路线已经处于统治地位，起义军领导班子内部已经形成了“朝廷命官过半”的局面，宋江已经牢固控制了领导权。当一百零八将全部上山，梁山农民起义军力量达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他便在“大聚义”后的“菊花会”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政策声明：“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为了尽快取得朝廷的招安，宋江干尽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他带人下山到东京，走皇帝宠妓李师师的后门，打通“枕头上关节”。又用重金贿赂朝臣，把“衷情达知今上”。当起义军活捉高俅后，宋江亲自把这个梁山的死对头扶上正座，纳头便拜，要他在皇帝面前说情，早日招安。更有甚者，他还直接向朝廷献策：“若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示意皇帝要用儒家“仁政”、“恕道”来欺骗起义军。至此，宋江已经完全和朝廷当权集团同流合污了，在宋江的“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声中，起义军终于受了招安。招安后，宋江还十分恶毒地搞了个“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把农民起义军多年积累的财富拍卖一空，使梁山起义军再无重新起事的可能。一场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斗争，一个本来“十分兴旺”的农民起义“山寨”，终于被封建统治者通过宋江的手，不费一兵一卒就扼杀掉了。宋江又把“顺天”“护国”四个字写上了起义军的战旗，“强盗”变成了“官军”。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他双手沾满了农民革命的鲜血。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宋江是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他在革命队伍中干了一系列坏事，干了封建统治阶级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他对农民革命不是有功，而是有罪，罪大恶极！＊＊＊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量评论文章和近两年的一些评论文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鲁迅关于《水浒》的论述，散布了不少阶级调和论，美化、歌颂《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为宋江这个投降派做了种种辩护。一个基本论点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评论文章，不是把宋江说成“英雄”、“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就是用所谓“矛盾的性格”来掩盖宋江搞投降主义的真面目。这些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澄清。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这部书，充分利用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