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时势。三国给政治家军事军文臣武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但是，在今天人们看来，不少政治家都是阴谋家，就是被人们所肯定的人物也免不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遗憾。首先我们先确定，这是谈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搞阴谋诡计是他们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凡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家有不符合这一条的吗？没有。其次，是现实的需要。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靠仁义，友爱，能站得住脚吗？宋襄公拒绝部下提出的在敌军渡河时出击，认为不道德，等敌人排好阵势再打，结果宋国大败。在军事上更多的是偷袭，欺诈，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讲道德，讲仁义，只能是失败。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大动荡时代，是英雄野心家活动的大舞台。什么是英雄？什么是野心家？胜利者是英雄，失败者是野心家，一句“胜者王侯败者贼”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善良的人搞不了政治，只能做慈善家。一部二十五史，是英雄野心家的历史，是纵横捭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第三，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在政治领域是不能讲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它是讲比较，取大弃小，大道理管小道理，为了大局而牺牲局部。在你看来这样做是卑鄙的，那是因为你所处的位置比较低是局部，眼界不宽的缘故，而政治家站得高看得就远，因此他认为就是对的。有许多同样的情况，人们的看法太表面化，比如有些人一当上官就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看法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多归结为官升脾气长变坏了（有变坏的也不能排除）。其实不然，更多的是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了，他更多的要从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方面，有人说是领导艺术，也有人说是会耍手腕，可以肯定的说政治家的手段都很多，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富于创造性。有些方法是可以摆到桌面上的，更多的就无法摆到桌面上来，但解决了问题，渡过了难关。兵不厌诈，政治上也是这样，让普通人看来是做人有严重问题的做法，在政治家那里是惯例做法。刘邦的老爹被霸王项羽抓住，以此要挟刘邦投降认输不然就煮了他，放在老百姓身上，那是无论如何也要把老爹救回去的；可是你猜刘邦怎么办？他说：你项羽和我结拜过把兄弟，我的爹就是你的爹，如果把爹煮了，也给我一碗汤喝。汉朝是最讲孝道的，他们的皇帝都叫孝帝，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可是他们的祖先就不讲孝道，还要喝其父的肉汤。但那样理解就太浅了，刘邦是不怕项羽要挟，表白的是决不投降，要与项羽斗到底。当刘邦被项羽围困，派人向韩信调兵，韩信却乘机提出要当齐鲁大地的假王（代理国王），刘邦忍住一腔怒火，假意说道：大丈夫在世，要当就当真王，怎么当假王呢？立马派人封韩信为齐王，韩信也立即出兵，不再拖延。如果刘邦实事求是地批判韩信这种拥兵自重的做法，甚至再来个处分，那韩信就不会跟刘邦干了，转过头来投霸王去了，这就是手段。后来刘邦得了天下，仍不放心韩信，用陈平之计，伪游云梦，在韩信拜见皇帝时一举拿下。过去说的阶级社会的政治斗争政治活动，都充满了这种手段。

    不能因成败结果来断定一个集团的或一个政治家好坏，成者王侯败者贼不适于他们政策和行事之正确与否的评价。过去的历史书多是这样来分析研究的，表面上很有道理，胜利了不就说明他们的政策是对的吗？失败了那不用说就是他们的决策失败。历史的事是复杂的，造成一种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中国古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是判断事业成败关键因素，说得真好。中国人第一个提出了造成成功的因素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是多个因素。三国时的孙权之成功，不是他有许多超过他人的才能，而是他处于天时之利和地利之利：在他执掌地方大权时，刘备还寄托在刘表那里等待时机的到来，而这一切的得来在孙权是全不费功夫，那是他的父亲带出了一支军队，而他的哥哥又打出了江东一片天地，与刘备比，他是有地有兵，刘备还要找机会取荆州才有地盘，这个天时的差别使刘备居于下风。而江东一地，一直处于中原大战之外，曹操不是不想取江东，而是有吕布与袁术横在中间，阻挡了进军之路。吕布一直受到曹操和袁术的牵制，而无心去谋求江东。至于袁术一直把孙策当做是自已的从属和同盟，想不到要马上把江东拿到手里，再说他也没把那蛮荒之地看在眼里。这就是当时的形势，孙权在他的英雄业绩里，没打过什么胜仗，与曹操战争多年，基本上全是败的；与刘备的战争一是偷袭，以盟国而背信弃义进攻还偷偷摸摸地打，可见风格之低。明知公开地打，还真打不过。二是以多胜少，以三州之地去打一州之地的刘备，还是以示弱的方式避战防守寻求战机，最后是刘备过分自信而疏于警惕才失败，东吴的君被人们称为英雄，不知他有何所作为称英雄？东吴的臣对曹军罕有胜绩，对刘备又是背盟偷偷摸摸地捞了一把，也非英雄所为。他们君臣就没个是非羞耻之心，和盟友破裂，马上就投向自已过去口口声声斥责的敌人，俯首称臣。但就是这么一个政治集团还与其他两个集团成鼎足而立之势，这不是很奇怪吗？袁术是既无德又无才，可就仗着他家的门第高贵，他不费劲的拉起一支队伍，孙坚还把他弄来的南阳让给袁术占领，可是他太不争气，不久就把南阳吃垮了，又想去中原碰碰运气，结果被曹操打了个落花流水，又逃向淮南，又有一批人马聚拢在他身边，还是他的门第起了作用。但是他又用不长的时间把淮南吃成了重灾区。虽然他后来是失败了，但他占据南阳，淮南也有一段时间，能说他比刘备的政策正确吗（他还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打败了刘备）？在军阀混战之间，失败的不一定是很差的组织者，战胜的也不见得是优秀的人才。我们应在历史研究上，不以成败论英雄，改变过去研究历史是为成功者罗列业绩的方法，而树立实事求是的实话实说的方法。

    农民起义的问题，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也是对权威论断怀疑最早的。过去的白纸黑字都是说农民起义是革命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我看历史发展的分析，农民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进行的起义也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通过革命代替了另一个阶级，成为新的社会的领导阶级，他们的起义不过是打倒了一个统治集团，他们建立的仍然是跟过去是一样的社会，他们不过是由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他们成了贵族地主的新的代表。人们最看好的李逵，说他是最革命，他说：“我们打到东京去，杀了鸟皇帝，让晁盖哥哥当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当小宋皇帝，我们都当了将军，多快活。”他这革命的理想不过是当皇帝当将军，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也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社会的性质没有任何变化。最为令人反感的是太平天国的起义，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改得不伦不类的基督教教义，说他是一个宗教组织，也不能算错。他们还弄了代天父传言的愚弄下层的闹剧，在当时世界的工业革命已经兴起，在中国却有这样一个借愚昧落后的形势组织起来的队伍，怎么能说他们是革命的呢？洪秀全及其起义军的王侯们可以妻妾成群，却让下层男女按严格的清教徒的要求生活，杨秀清不是考虑怎么样打到北京，推翻清政府，而是迫不及待的要当与洪秀全平起平坐的万岁。因此造成天国的分裂，导致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失败。这样的一个队伍怎么能说是革命的呢？现在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已不再完全肯定了。但是我也不同意把农民的起义完全否定，因为**的政府毕竟还是农民起义的一把火引起的燎原大火给葬送的，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农民起义是一什么性质的起义？应该说是一次不是革命的革命，说不是革命，因为从性质上分析，他不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理想也不是建立新的社会，所以不是革命的，说他革命，是因为旧**政府的命毕竟是农民起义给革掉的，因此他在这个意义上他是革命的。过去人们总是在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上做文章，希望能证明农民起义的革命性质，其实口号不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他不是先进的阶级，他们对社会的变革，不会也不可能是革命性的变革，这是他们本身所决定的。农民起义还带来一个共生的现象，起义总是与迷信联在一起，和宗教在一起，也就是和愚昧落后的组织形式紧密结合。太平天国是用的西方宗教做了一些有中国色彩的改造，黄巾军是用的中国本土的道教来组织民众的，义和团用刀枪不入的说教来聚拢民众，白莲教，明教等等都是农民起义所用以作宣传的思想武器，实在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过去的历史文字中，常讲一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话，统治者也常用这句话来给众臣子告诫，不要对民压迫欺压太厉害，不然就要失去天下。他们的着眼点，不是以民为本，而是把自已的政权当做根本，他们更关心自已的政权。其实，得天下与民心没关系，说民心得了就能得天下，这是儒家编造的理想蓝图，各代的统治者就没有真这么做的，但却都那么说，让老百姓听了很以为民心之重要，自是放心等着统治者来得他们的民心。得天下另有条件和原因，最主要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才能得天下。其次，有一个朝气蓬勃的领导集团，这是一个人才集团，得天下和这个集团的水平和政策，制定的制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再有，他们的军队和同时的其它军队相比，不能说是最强的，但也是比较强的，有一支坚强的中下层骨干军事力量。至于是不是得了民心，作用不是很大。秦始皇之秦，他们的许多做法并不得民心，他是靠镇压严刑峻法屠杀来整肃国内的，又用诈骗坑杀对外，他灭了六国，并不是得了六国之民心，而是震慑住六国的反抗，他对赵国的打击是坑杀四十万赵军，不要说他能得六国之心，就是赵国之民心也得不了。刘项之争，也不是刘邦得了民心，虽然他以“约法三章”使得关中父老读他有好感，但刘邦的最后得胜是因为他多次在项羽的犹柔寡断下漏网，又以土地和高官厚禄调集了几支比较强的军队（韩信、彭越、英布）才得以一举击溃项羽，如果项羽不逼跑了英布，而韩信又听了蒯通的话脱离刘邦，胜利就不会是刘邦了。有人说，谁统一中国，谁就是代表了人民，谁就得民心，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集团及他们的领袖不想统一中国，皇帝的位置之高，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许多人的野心所向，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他是没落贵族的后代，已没有什么势力背景；就是小流氓刘邦也说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他是最底层的人，却有那么大的野心。由此可见，就是一个最底层的小人物也想统一中国，当上全国的第一人。有人说，因为统一了中国，所以才代表了民心，你没统一中国，所以你不代表民心。这是因果的倒置，把民心当成了果，而把统一当成条件，按儒家的理论，是得民心为条件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而现在是得天下者得民心，是完全与儒家理论对立的。三国时的曹操多次屠杀老百姓，可是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北方最大的政治集团；孙权也残暴至极，动不动就杀全城的人，也把不服的士杀掉，但他也没有失掉什么，反而成为三足鼎立之一的政治力量；只有刘备是这样做的，一是强调以民为本，对民以仁，二是只有他没有屠城的记录，反而有携民渡江的仁厚之举，但他也没有因此而得天下。作为在战争中的各方，各派政治力量，能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民心没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和他的政策制度，争取士和军队的骨干力量的多少与质量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