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戏曲及演义小说总是随便地随心所欲地摆布历史人物，在他们眼里，好就一切都好坏就头顶长疮脚下流脓坏透膛了。他们往往曲解历史人物，把他们的希望和痛恨都加在古人身上。他们痛恨的，哪怕是政治家处理问题的一般性的方法手段都说成是阴险丑恶的，而他们希望的，哪怕是一般的小恩小惠却往往夸成了仁慈君主的慈善，也许他们就是那么想的，小市民想当然的标准就算是衡量各色人等的尺子，毕竟动笔的仅仅是个文人而不是历史家。历史所载基本上是政治问题，而看政治问题与看市俗生活，从政治家历史学家看一个人与普通百姓看一个人，会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并非人的素质有高下纯杂之分，而实在是他们所居的位置不同，比如一个人权变灵活，在市俗生活中可能是严重的缺陷，是与狡猾，奸诈，无赖等相联系的，而在政治社会里处理复杂问题这又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看问题的境界自然就有霄壤悬隔。要知道一些政界高官就是从百姓里出来的，刘邦的宰相将军大部分是贩夫屠户吹鼓手，地位变化前后他们的思维方式肯定会有不同，除了其他因素（经验，既得利益）他们所站的位置是决定因素，登高而招声非加疾也而见者远，势使之然。
吕布就是一个被误解了的历史人物，戏曲小说里他给人们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匹夫，武艺高强堪称三国第一条好汉，所以小说家凭空编写了一出刘关张三人大战吕布的故事，以关羽张飞万人敌的武艺俩人才刚刚敌住吕布一人，除此之外吕布就没什么可夸耀的了。
吕布是并州五原郡九原人，这地方在今天内蒙古包头市西边，乌梁素海的东边，因为与匈奴人杂居，这地方人人勇武骠悍吕布也不能例外，与凉州，丹阳，冀州，幽州等同为盛产能战的精兵之地，当时被称为“并凉劲兵”。《三国志》里记吕布“便弓马，臂力过人，号为飞将”。或许他还有混血的可能，看看汉羌混血的马超那么善战，吕布的弓马骁武又居住在汉匈混居的北部边陲应该有点儿来历。早年吕布是个类似抢劫的亡命之徒，不为人所耻。《三国志》说：“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汉书》说王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厚接纳之，是为了共同刺杀董卓的需要，以剑客遇之，是从心里对吕布的出身看不起，壮健是个中性词，跟壮士差不多，而剑客则是东汉末年与士相对的一种人，不是正儿巴经的上等人，轻视法规为了哥们儿义气铤而走险，杀人越货无事生非，也称做剑侠，游侠，气侠。荀悦在《汉纪》里说“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这就是为什么也有一些世家豪族子弟加入侠的行列，他们是以此自许为武毅而提高自己在野党人士中的价值的。吕布的这种出身使他有一身好武艺，又团结了一大批并州健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军事团体。他们很重视骑兵战术，骑兵是吕布取胜的法宝，人称“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从侧面证明吕布重视骑兵。袁绍那么强盛的军队却为“黑山贼”伤脑筋，很长时间无法解决张燕和他的部队。吕布投奔袁绍时，率自己的骑兵冲杀张燕的强悍部众，大败这支顽敌。吕布在董卓那边任骑督，而曹操抓住他以后，吕布愿降提出帮曹操打天下的也是骑兵“明公将步，令（吕）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虽然这支队伍有冲击力，然而本性不改，抢劫无赖不受约束蛮横无理使其他军事统帅无法接受他们。
吕布是并州人，第一阶段，他在并州刺史丁原的主薄，丁原决非等闲之辈，在大将军何进召大军以胁迫太后同意杀碍事的宦官集团，丁原是何进所倚重的两支军队之一并州军的军队统帅，进京后任执金吾（卫戍区司令）一职。他所统帅的著名将领除吕布外，还有张辽张杨。丁原任用吕布为主薄，这一职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或秘书长，看来吕布并非一勇之夫，还有些文化。吕布如果在这个集团里做下去，可能不会有人批评他，他却听从董卓的挑拨，杀了丁原取而代之，也许董卓以武力威胁，也许还有利诱，可是无论哪一种，作为一个高级官员来说这么做都是道德品质上的严重缺陷。他杀丁原造就了他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骂名，还不象杀董卓那是为国除害，虽说是当过董卓的义子，人们可以视为那是逢场作戏，王允也是董卓重用过的，还让他主持朝廷大事，封为温侯，但人们并不认为王允谋杀董卓是背叛。可吕布杀丁原并没有光明磊落的理由。
吕布不是那种想靠武艺高强忠心事主谋求名利地位的军人，而是企图抓住每个机会的野心家。他杀丁原虽没理由却是为了满足他要求跻身于政界高层的**，董卓吞并了并州军马，少了一个敢于挑战的劲敌一跃而无敌于天下，而吕布则成了并州军队的头儿，又封侯升官，带来了无数的好处。但吕布并不是一个做大人物的料，不能把机会牢牢抓住，总是让它溜走，最后走向失败。吕布与董卓的合作关系并没维持多久，原因是不能忍受董卓的暴躁脾气，还有他与董的侍婢私通怕泄露出来遭到责罚，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凉州军队将校不容并州兵甚至处于敌对状态。在董卓派军队镇压孙坚部队时，以胡轸为大都督，吕布只不过是骑督。《英雄记》里透露这么一个信息，胡轸性急，“预宣言曰：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吕布的官阶是银印青绶，有可能就是要从并州的将校里拉出一个“杀鸡给猴看”，以警告军中不服将令的，为此吕布等并州军队的将校人心惶惶。吕布等人“欲贼败其事，”“（吕）布等宣言：阳人城中贼已走，当追寻之”要本应宿营的军队进军攻城，攻不下，将士人困马乏又飢又渴，“（吕）布又宣言相惊，云城中贼出来”，吕布就是存心捣乱，让胡轸干不成，目的达到了，董卓军大乱，不战而败，一支队伍的垮台很少是外部打击的结果，更多的是内部矛盾引起磨擦争斗的结局。吕布与凉州军队算是结下了怨恨，难以消除。或许他也看出董的行为并不能真正长久地掌权，倒台是迟早的事。当王允要谋杀董卓请吕布为内应，他没怎么犹疑就答应了。事成之后，王允把吕布升为奋武将军，封温侯，假节，仪比三司，“共秉朝政”，这时候他达到人生的最高峰，如果是一个政治家的话，定当有所作为。吕布有时看问题还比较清楚，可以提出一些比较务实的办法，而解决问题驾驭局面的能力太差。杀了董卓，如何处理凉州军队是一个现实问题，吕布劝王允赦免余众，王允太拘泥不灵活，不同意。又劝他“以（董）卓材物班赐公卿、将校”，又不同意。从吕布提的这两项举措看，不失为暂时安定大局的可行办法，可惜，王允不是成功的政治家，可看做仅仅是一个忠臣，不能掌握局面，“每乏温润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王允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掌权，倒不是品质很坏，相反他持身很严谨，不谋取私利，而是不考虑怎样圆满解决问题，把握灵活性与原则性不够，或者说他就反对灵活性。（引自《后汉书》）遇到这样的问题吕布缺少忍耐，本该想办法加以说服，却消极地对立起来。王允看他不起，他又因杀董卓立了大功自以为了不起，两人谁也不买谁的帐“渐不相平”，他们的合作没有很好的结果。恰恰董卓的凉州军队听了谣言，加之王允又没及时下令大赦，“遂合谋为乱”，凉州军队的战斗力本来就很强大，又为救自己的命，那种暴乱的破坏力量为平常的数倍，吕布及并州兵不能抵抗，于是向东逃散。吕布第一阶段的政治生活就以逃跑的方式结束了，过去他一直从属于别人是个配角，但做为部下他不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角色，史书上说他“反复难养”就是指的这一点，杀丁原，刺董卓，弃王允，难于从一而终，在政治上缺少坚定性的品格，这是大忌，做为领袖没有号召力，而做部属谁敢要他。可在这些变化当中他却得到了不少利益，封侯，作将军，带自己的兵，在动乱年代实现野心的资本他都有了，吕布过分的追逐利益太看中利这一点会成为政治近视，仅此一点他就不是君主的材料，也不是名将的材料。他没有很好的总结走过的路，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的个人价值，认为杀董卓为社会锄害他有大功，应该是到哪里哪里都热烈欢迎的人物，而他忘了人们还记得他也忘恩负义地杀了丁原。
第二阶段，吕布开始了作为独立军事力量的统帅要走的道路，他的资本就是那支善战具有强大冲击力的并州军队，在军阀混战中谁有强大的军队谁就有发言权，谁都想抓住一支军队打天下，这就给吕布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机会，由于他不能正确分析形势，也不能正确估计自己，不能辩别人，他是到处乱撞有奶就是娘，不行就走他娘的，到头来机会全丢掉了。《后汉书》说吕布西出长安，先到了袁术的地盘，“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吕）布自恃杀（董）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袁术之待吕布甚厚，是有企图的那就是看中了他的武力，想使他为自己打天下，而吕布则误以为他杀了袁家的仇人，应该得到善待，没想到袁术很财迷，不能给以充足的钱粮供应，吕布及其部下一到南阳就露出本来面目，到处抢劫抄掠，没人能约束得了他们，正因如此，袁术也就不愿供养这样一枝不听招呼的军队，双方想到两差道去了，于是袁术明确表示拒绝吕布在他的地盘上待下去。吕布这才知道杀董卓并不能期待回报，还要靠自己。于是他又去找张杨，他们同是并州军队的，当初丁原进京张杨为先驱，后被委派回并州招兵，丁被害时他正在上党郡，他招了几千人组建了一支军队起兵反董卓，后来就住扎在河内郡。吕布与张杨关系不错，在河内可以暂时栖身。然而张杨的部下却另有想法，当时李傕郭汜正通缉吕布，抓住的有重赏“（张）杨下诸将皆欲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