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痞手里固然是惨事，但旅行投宿落在梁山好汉所开的店里，岂不也万分恐怖？《水浒》不反“当今皇帝”，这是无可辩驳的；但《水浒》中的好汉们征方腊，究竟有多大的“不对”？方腊究竟好在哪里？其所作所为究竟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带来了多少好处？恐怕是一个可以讨论（而不是不容讨论）的学术问题。方腊取胜，不也就是一个“当今皇帝”？他若任命一个太尉，也一定要从一己的好恶出发，未必就比高俅辈强。宋江等征灭方腊，也无非是扑灭了一个潜在的新皇帝罢了。

    “红学”前辈周汝昌先生有个观点，认为曹雪芹在艺术构思上受了《水浒》很大的影响，《石头记》（即《红楼梦》）最后也是要为“脂粉英雄”立榜的，不过那是《情榜》，也是十二人一组，先三十六，再七十二，整个儿也是一百零八之数，只可惜现在这部分草稿已然失传。这有一定道理。虽然艺术上有这种承继关系，思想内涵上，《红楼》却与《水浒》大相径庭，《红楼》不仅蔑视皇帝、痛诋“国贼禄蠹”，而且不以成败，也不以出身地位的尊卑贵贱论英雄，在曹雪芹笔下，个体生命，尤其是女奴的个体生命，闪烁着生命的尊严，并且通过主人公贾宝玉之口，公开发出了“世法平等”的呼吁，读来令人深思，使人振奋。当然，《水浒》比《红楼》要早四百多年，时代不同，我们不好硬比，更不能苛求。《红楼》之所以有“人本位”（个体生命本位）的思想萌芽，之所以连刘姥姥的外孙子板儿，以及偶一闪现的农村纺线女“二丫头”，笔下都充满着呵护爱怜、尊重祝福之情，那是因为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那一步，而作者曹雪芹又自觉地站到了时代思潮（或者说是潜思潮）的前列。

    我经常翻阅《红楼》，一再反刍，好比是终身好友，与之亲密无间，而对于《水浒》，我懂得那是一本必读书，是一种不能不知晓的常识，好比是随时可去求教的严师，就我这个体生命而言，远“水”近“红”是一种性格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