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卷末增列几项崭新的资料和线索，请读者、研者注意参阅，因为对于了解曹雪芹来说，即一条新资料也会展示很丰富的远象和潜景。

    要叙的第一项重要材料，是原来未曾识面的康承宗先生惠函提供的。他为研究什刹海而查阅北京地方的旧报刊时，发现了这项十分宝贵的文献。而且发现之后，不自秘藏，原原本本地告知于我，让我运用和披露。这种高尚的精神，令人深深感动。在此向他表示敬意。

    以下是康先生提供的资料情况：--

    民国二十四年印行的第187期《立言画刊》上，有一篇文章，总题是《染碧湖波雪浪，澹黄官柳烟霞--十刹海净业湖--风景幽静极适游览》，另有二处分题：《后海幽僻名刹林立》和《李广桥浓阴如画绝似江南水国》。作者署曰"槐隐"。在后一部分文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雪芹官内务府笔帖式，学问渊博，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因有文无行，遂下逐客之令，后以贫困而死。传闻如是，不知确否。……

    槐隐先生的笔墨不繁，著语无多，但就我所见，正面传述雪芹之为人、生平的记载中，当以此段文字为最有价值，最为难得。

    今试析论其要端，说明何以我对它的评价极高，认为极可宝贵。

    第一，先就明确了雪芹曹家的旗籍问题。大家可能清楚：自从二十年代初，胡适作出考证，一般人这才知道曹家是旗人，但是却错被当作了"汉军"。此后一直相沿不改。四十年代，我强调提出：曹家是内务府籍，不是汉军。由内务府籍这个基本点，才进而明白了曹家与满洲皇室的种种特殊关系。这个史实的抉示早已取得了公认。但是，至今仍然有个别人士沿袭旧说，或坚持"汉军"之称号，或立论确言内务府籍反是误说，或谓内务府人即是汉军人，两者无别……。说法不同，混乱则一。关于这个要点，《红楼梦新证》于126-138页已详加论述，不必赘一字了。现在这份文献，可说是民国以来最早的明确记叙雪芹为内务府籍的珍贵材料。当时犹然群奉胡氏之说以为定论的情况下，槐隐先生独标真实，可见他之所传，是有正式来历的。

    然后，应当着重谈一谈笔帖式的事情。

    身隶内务府籍的人，凡通文墨的，其当差任事的程序途径，大抵是以笔帖式为进阶之始。这是通例。因此，我早就疑心雪芹也一定做过府属笔帖，苦乏记载，无由确言--这意思屡与朋友谈到过的。多年以来，这也算是研究雪芹生平中的一个空白点。不料这次竟然找到了根据！我得康先生惠示此文，高兴极了，并曾赋诗赠谢，其句云：

    什刹清波垂柳风，辛勤独自觅遗踪。

    雪芹身是笔帖式，探得骊珠第一功！

    这是用来说明：仅仅笔帖式这一点，史料价值就是很高的了。因此特别感谢康先生的贡献。

    笔帖式又是何义呢？原来此是满语的译音。蒙古语中也有相应的一个名词，译写为"必阇赤"，元代有"比阇出"。满语是"巴克什"--后转为"榜什"，一源而分化为二支了。清人未入关时，巴克什地位是相当高的，是文职的一个赐名；入关后改译汉名为笔帖式，各部院衙门普遍设置，有翻译、缮本、贴写等名目，掌翻译满汉章奏文籍等事务，官级最高的不过七品，已经是一个最"普通"的文职小员了，但旗人由此进阶，升迁甚便，八旗贵官，实多由笔帖式出身。汉人是不能充当笔帖式的，内务府中，当然更没有汉人或汉军的笔帖式，这一点在清代制度上是十分清楚的，可以使一些不甚了然于内府籍与汉军籍之别的人们获得又一个辨识的机会。

    雪芹当差，定然是由文职笔帖式开始，他的笔墨文才，渊源家学，受到上司的识拔，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才思艺业，和学问并不总是相等的一回事情。雪芹有言："我虽未学无文"，正就两者而言。雪芹自谦是"未学"，然而我们从《石头记》中看到了他的渊博的学识，知道他是撝谦得很的。可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文献中，没有正面提到他的学问这一方面的片言只字的，现在这篇新资料，又第一次提出了雪芹的学问渊博的这一要点。是崭新的内容。

    接着，就叙到了他曾为"明相国"邸中西宾的事了。我们都知道，雪芹曾作"某府西宾"的说法，久所流传，在此又一次得到了印证。至于"明相国"，显然是传讹或附会，因为明珠是顺康年代的相国（即清代的大学士），距离雪芹年代很远了，雪芹不可能有在明珠相府做事的经过。那么，问题自然落到，在雪芹时代，前后海（什刹海）湖畔的相府，又是谁家呢？屈指数来，则以尹继善家为最相符合了，尹家是"两世平津"，即尹泰尹继善父子都是相国，在继善未入相时，他家早就称相府了。这一点是槐隐先生早年所不及知的，所以他仍然附会"索隐派"旧说，以为雪芹所入的相府当然就是明珠府了。但是这里的府主应当是谁的问题，是可以由年代、地点、其他历史线索来综合推断解决的。

    当然，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雪芹只做过一次幕宾、或者从始到终就在尹氏相府一处当过西席先生。我在另处也曾指出过：敦诚在乾隆二十二（丁丑）年作诗寄赠雪芹，就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了，而"弹铗长歌"正是幕客的典故，敦家弟兄在他们的诗句中是有实例可以互证的。这就说明，雪芹至晚在丁丑年秋天已经到了西郊山村去生活了。我也说过：雪芹之迁居，并非自愿，去享什么"山林隐逸"之"乐"，而是被迫无奈，没有立锥之地可容安身，才一步步流落到郊外去的。现在，我们得知，乃是由于相府下了逐客之令。被相府逐出的先生，那在京城之内，会是传为新闻，尽人皆晓的，雪芹的"声名"到此更为"扫地尽矣"，结合他曾住水屋子、马厩、寺院、看街堆子等地方的传说，可见他是到了山穷水尽、城内无人敢于收留寄宿的地步，这才向城郊流浪而移徙的。

    最极重要的，却是"有文无行"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独是被逐于相府的原由，也是不见容于当时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四字"考语"，正是封建传统士大夫们对于雪芹的"理解"和"评价"。行，去声如"杏"，是名词，意思是行为；无行，就是"行为不端"，"品质恶劣"。"无行文人"是旧时常见的骂人的话，大约从司马相如到李商隐、柳永、唐寅、龚自珍……都曾被这样看待过的，实际上，就是他们一方面才艺绝人，遭受俗子的嫉妒，一方面思想行为多有任情恣性、不循礼法、甚至明显违逆封建道德观的表现，因此就造出了这"有文无行"的罪名。--其实，要说"有文无行"的事实例证，第一条就是他写作《石头记》这样的小说了！

    我还怀疑，雪芹在不止一件事上触怒了当时的封建卫道者流。例如，脂砚斋这位神秘的人物的身份性别（我早就提出此人是一个女性，现在承认此说的，日益众多了）以及她和雪芹的"特殊关系"，恐怕也是被当时人攻击为"有文无行"的重要条款之一。

    "有文无行"和"贫困而死"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由此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了。我在正文中说雪芹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不能容他的结果。这种推理的认识，现在得到了简明但是确切有力的文献记载。

    这一切，都是无比重要的。我为康承宗先生发现这一项宝贵材料再次向他表示感激。

    第二项材料是尚养中先生提供的。尚先生是清初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六部口尚家"是老北京都闻名的（六部口，西城地点名称）。他这一支也住过太平湖、花园宫等一带地方，他说年羹尧家也在太平湖左近，和敦敏家也相距不远--两家是姻亲。尚氏家谱中辈次取名排字是从未乱过的，最早四辈排字是"继""学""可""之"，尚可喜生七子，其一名之隆，他就是之隆这一支的后代，名排"久"字（养中是他的表字），如从"之"字算起，"久"字辈是第九世。"久"字上一世是"其"字辈。

    尚先生在张伯驹先生八旬寿筵上告诉我，他知道有关曹雪芹的一些事情。此后，蒙他见访口述，最后还亲自撰写了书面材料。他的原文，俟征得他同意后在本书改版时再加引全文，此刻先概叙概略。

    他说，在他少年时，家中有一位曹大哥，名叫曹久恭。两姓自早关系亲密，而这位久恭大哥因自己无家，就在尚家居住，如一家人，也就排了"久"字。此人性格不同常人，平常不喜言笑，落落不群，但人实温厚谦和，富有文才学识。所以全家皆以大哥呼之，都很尊重。有一次因看《红楼梦》，问起他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表现得神色有异，拒绝解答，只言"不谈这个！……"过了许久，又偶然回到这个话题时，执意要他讲讲，他被迫无奈，才告诉了尚先生一些秘谈。这位曹大哥说：他自己原是雪芹的后裔，雪芹当日是与一个丫鬟生了一子，但不为家族承认其合法地位，摒而不收。雪芹逝后，正妻所生之幼子既已先殇，所以只遗下这一支"谱外"的旁生弱苗。一直单传到久恭。此事已无人知，他自己也不愿提起，言罢有凄然不乐之色。

    尚先生说，曹大哥并言：花园宫地方，曾是曹家故宅之一，宅内也有园池，尚先生小时常去玩耍，还有池沼湖石等遗迹。如今已成为新建楼房地址了。

    我问尚先生，后来曹大哥怎么样了呢？答云，他后来因为长芦盐务上的一点关系，迁居天津，从此离开了尚家。我又问：后来是否还有音讯联系？答云，曹大哥生有一子，到津门后，不久去世，遗孀无依，携子改嫁了，改嫁后的姓氏里居，皆无从探寻。从此这个真正的雪芹骨肉后代，遂不可知了。

    我听完了这些情事，不禁为之慨然怅然。今据尚先生所传，略述梗概，以供研考。如我转述有出入，有走失原话之处，当以将来披露的原文为准。

    另一个线索是方行同志早年提供的，这事情是在1963年他发现陆厚信绘雪芹小照以后我们通讯时告知于我的，有一次他在南京，听到一个投考高校的青年谈到他所知道的南京有一桩打官司的纠纷，是曹雪芹的后人因争遗物而涉讼的事由。蒙方行同志把这位同学的姓名地址都写示给我，我就用信函向此传述者请询详情。我只记得，回信是寄来了，但信的内容未能答复我所需知的具体情况，所述大抵于考订雪芹家事并无关系，--也许是他说由于某种原因须待以后再述，我此刻已记忆不清了，总之，当时我感到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再进行调查访询，这个线索就断了。

    到近几年，徐恭时同志因雪芹小照之事几次拜访了方行同志，请他详细追忆最初发现这幅宝贵文物时的一切有关情景（因为河南省博物馆所说的，与他1963年初见时的情况大相迳庭）；方行同志于是顺带记起了这个线索，但因隔时太久，他自己什么也记不起来，就嘱徐恭时同志向我打听，因此恭时同志曾几次来问此事。只因我早年的无数信札资料，都因"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极大的损失，如张元济、吴则虞、吴宓、……许多名家的宝贵信札都已不知去向，我查找了几次，俱不可得了。

    尽管如此，还是值得在此一提，因为这事如无传讹，就说明曹家在南京确有后人。这个头绪，还可能又被有心之士留意考询而忽然一旦重新接上了线儿，发出新"火花"。这就是我仍然把它叙列在此的用意。

    再一个新鲜别致的线索，是南京方面最近提供的。我从1982年7月《江苏红学论文选》中的《曹雪芹与莎士比亚》（黄龙撰）了解到基本内容；10月在上海召开的本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又读到了吴新雷同志的一篇《曹頫史料初探》。结合二文所述，简叙原委如下：

    约在1947年，黄龙先生那时是金陵大学的研究生，曾到中央图书馆（今为南京图书馆）去阅书，发现了一本英文书名叫Dragon's Imperial Kingdom，内中有一处写到了曹頫和他的"娇子"的事迹，黄先生当时并不是研究红学，而是为了研究莎剧，见此处涉及莎翁的事，就辑录了一张卡片，事隔三十几年，无意中又找着了这个卡片，遂写一文，发表于1982年7月31日的《南京日报》增刊《周末》上。于是受到了读者的注意。黄先生提供了原文--那是很地道的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人的手笔，我如今重新译述于此：

    这个皇朝国家是以一条五爪金龙为之象征的，龙是传说中的一种爬虫类，从创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