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屯田原来并无所谓民屯与军屯之别，近代史家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始加以区分。实则，二者很难截然辨别，因二者有同有异，同处在于均为供应军粮而兴办，且均采取军事编制，有战争时参加民屯的劳力亦需执干戈以对敌；异处在于军士以战守攻取为主，屯田民则主要从事农垦生产，二者在编制与待遇上亦有区别。论创办先后，民屯在先，兹先谈民屯，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魏志》曰：

    曹公置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为校尉丞。

    典农系统与一般郡县行政系统有不同的组织与编制。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相当于郡国守相级地方官。大的郡国设典农中郎将，小郡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也叫“屯田都尉”或“绥集都尉”。顾名思义，绥集都尉设置在边疆多事之地。如《三国志》卷16《仓慈传》言：“建安中，太祖开募屯田于淮南，以慈为绥集都尉”。因淮南界吴，故置绥集都尉，亦寓有安抚屯田农民之意。典农都尉和绥集都尉相当于县令长。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和加强对屯田民的管制，屯田官带有军衔。典农都尉下面的生产单位是屯，屯置司马一人，主管屯内生产事务。《晋书》卷16《食货志》载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诏令说：

    出战入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

    以上引文说明：（1）新城屯田原由“出战入耕”的战士担任种稻，自邺奚官奴婢来后，即改为民屯，所以按屯田法处理。（2）当时魏有二个新城，一为合肥新城，一为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的新城。后者接近洛阳，当即武帝诏书中所说的新城。晋统治者把奴婢安置在这里，免除其奴婢身分，使之积极从事生产。（3）管理民屯的基层生产单位是屯，屯的长吏是司马，屯司马也叫“农司马”或“典农司马”。（4）“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句，一般均解释为一屯奴婢人数为五十人，我以为应当是有男奴女婢各五十人。因屯民通常均以家为单位，故以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对为一屯，这样，从一屯的总人数看，尚少于带有家属的屯田民。若男奴、女婢各五十人自行屯田，则不能繁殖后代，且易招致逃亡事件。故不论从文意与人事关系看，均应释为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对，进行屯垦。以上诏令虽系入晋以后所颁布，但所言屯田法，当系曹魏旧制。

    由于古代史家对类似屯田这样的经济制度重视不够，所以有关屯田史料极少。唯从《三国志》卷28《邓艾传》中尚可窥知一些民屯官吏的名称。邓艾原籍义阳郡棘阳县（在今河南南阳市与新野县之间），少丧父。曹操破荆州，被徙往汝南郡，为典农部民，养犊，年十一，又随母至颍川郡，后在典农都尉属下作学士，以口吃，不得作于佐（主要属吏），为稻田守丛草吏。但，口吃的缺陷，毕竟掩盖不了邓艾的杰出才干。后来他还是作了典农功曹，功曹是襄城（从颍川郡分出的郡）典农中郎将属下主要官吏，典掌用人和刑赏，因之也被称为典农纲纪。邓艾还作过上计吏，上计吏每年年终代表典农中郎将去中央报告政绩，因此，邓艾有机会见到太尉司马懿。司马懿对他很赏识，辟之为掾。不久又升尚书郎。那时朝廷欲广田畜谷，故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艾遂倡议在淮南大规模进行屯田。

    在这里，不能不谈一谈民屯系统的典农官归朝廷那个部门管辖的问题，传统的说法是归大司农领导，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东汉以降，君主**体制日益强化，三公与诸卿的实权已被内朝的尚书台所夺，特别是曹操掌权时期，所谓公卿若非曹操亲信，更无权势可言。当时大司农的官职还是有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进位为魏公后，进其三女为贵人，献帝“使使持节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往邺纳聘，像王邑这样的大司农自然不可能过问屯田之事。根据操褒奖枣祗令和任峻、国渊等传所显示，兴办屯田，乃由操亲自主持。当枣祗提出对屯田民采用分成制的剥削方式时，操本人亦拿不定主意，使枣祗与守尚书令荀彧“议之”。说明尚书令兼管屯田事务。前已叙及，当操兴办屯田后，前有枣祗、任峻，后有国渊。任峻是第一个典农中郎将，主管许下屯田事务，史言“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于是州郡例置田官。”大约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国渊以司空、丞相掾主持屯田事，五年中，仓廩丰实。建安十六年（211年），操西征关中，改任国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事实说明在曹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