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诸将既不能同心协力进讨董卓，他们之间便不能不发生利害冲突。既得利益比较大的不仅想保住利益，并且还要扩充势力；既得利益小的不仅想生存下去，而且还图伺机夺取土地和人民。袁绍虽身为盟主，但只据有冀州东部沿海的勃海一郡，所以他便利用其为盟主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扩充势力。

    袁绍首先倡议另立一个皇帝，当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时，袁绍就不同意。所以袁绍与献帝一开始就有矛盾。袁绍除了说献帝是董卓掌中的傀儡以外，还一再作书给袁术说献帝非灵帝子。袁绍与韩馥联名倡议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可是刘虞拒不答应，绍等只好作罢。史书叙述此倡议时，虽将冀州牧韩馥的姓名列在绍前，但实际上还是绍的主意，因为刘虞如果当了皇帝，袁绍这个盟主必会成为首辅，权势可立即到手。

    立帝之议不成以后，袁绍下一步棋就是迫使韩馥把富庶的冀州让给自己。在扰攘时期，同处一州的将领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当袁绍刚从洛阳逃到勃海时，韩馥怕袁绍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攫取冀州，曾派人到勃海监视袁绍，使他不得起兵。但当时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的浪潮十分高涨。《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载：“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韩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可见袁氏势力是很大的，韩馥迫于形势，只好听绍起兵，可是仍经常少拨军粮给绍，企图令绍军无食自溃。在袁绍方面，也确有伺机夺取冀州的意图，所以当韩馥部下骁将麴义叛馥后，袁绍立即将麴义拉到自己方面来；袁绍曾秘密作书给在幽州的公孙瓒，令他前来夺取冀州；还让外甥高干及韩馥手下谋臣辛评、荀谌、郭图等向馥陈说利害，言如不将冀州让绍，绍必与公孙瓒共攻冀州。辛评等身为韩馥亲信要员，犹劝馥让出冀州，说明他们已经打算背离韩馥，转向袁绍，这就使素性恇怯的韩馥十分恐惧。当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劝馥勿将冀州让给袁绍时，馥言：“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绍字），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于是馥不顾部下的反对，而乖乖地将冀州牧印绶让给袁绍了。

    当时的冀州是中国诸州中人口、粮食都比较富足的，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再加袁绍的声望和雄厚的家庭凭借，使袁绍的势力骤然强大起来。他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屯兵于幽州的公孙瓒。

    东汉晚期，经常发生战乱的缘边地带，除了涼州以外，就是幽州。汉灵帝时，曾经做过中山相的渔阳人张纯，勾结乌桓贵族丘力居等叛汉，做过涿令的公孙瓒因对张纯等作战有功，被封为骑都尉。但是公孙瓒与张纯等战斗五、六年，未能取得胜利，丘力居等的钞略范围反而日益扩大，波及冀、幽、青、徐四州。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过去即曾做过幽州刺史，对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一向采取安抚的政策，成效较好。所以这时汉朝仍把他遣回幽州。刘虞到蓟后，“罢省屯兵，务广恩信”，对乌桓贵族“开许善路”，只悬赏缉拿张纯。纯走出塞，为部下所杀。于是灵帝遣使就拜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董卓掌权，又进虞为大司马、襄贲侯。幽州地处边塞，资用经常不能自给，每年需从青、冀二州赋调抽款二亿余，始得维持开支。后来连年战争，幽州无法再得到外州援助，赖有刘虞处置得当，情况有所好转。《后汉书》卷73《刘虞传》称虞：

    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

    以上叙述，不免有渲染过甚之处，特别是最后两句言豪强富人因刘虞持身节俭，便改变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