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有过二十六个儿子。这些儿子，一个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余的廿五个是十二个小太太生的(不曾生过儿子的小太太，在《三国志》里面都没有记载)。

    他所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叫做曹冲，是一位“环夫人”所生。曹冲人极聪明，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或是发明了)用浮在水中的船，称一头大象的体重(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里，看这个船入水有多深，在船边划下记号；然后把象牵走，放入大小石头，到船边的入水记号相同为止；最后，把大小石头一一称其重量，加起来，那便是象的体重了)。

    曹冲不仅聪明，而且心也极好。有一次，曹操挂在仓库里柱子上的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库房的人心惊胆跳，怕被曹操发现了，就会一怒而处他以死刑。曹冲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个洞，先让曹操看见，而且做出很愁的样子。曹操问曹冲：“你为什么发愁呢?”曹冲回答：“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有人告诉我：‘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人会倒霉。’”曹操说：“哪里的话?这是无知识的人胡说，你不要发愁。”过了不久，曹冲就叫那个管库房的人进来报告马鞍子被咬的事，向曹操跪下请罪。曹操笑了起来，对那个管库房的人说：“你起来，这件事不要紧。我儿子的衣服，夜里放在身边，还会有老鼠咬；这马鞍子放在库房，挂在柱子上，当然难免破老鼠咬了，你没有罪，去罢。”

    可惜，这位有才有德的曹冲，在十三岁的时候便早死了。曹操哭得十分伤心。这一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乌林被周瑜、刘备击败的一年。

    曹操打听到邴家有一个女孩子，刚死了不久，便向邴家的家长提亲，要替儿子曹冲的亡魂，娶邴小姐的亡魂。邴家不肯。

    曹操又打听到甄家也有这么一个刚死了不久的女孩子，就改向甄家提亲。甄家倒肯了(能够替死了的小女儿找一个伴，而且活着的家属也与炙手可热的曹丞相攀上关系，有什么不好呢?邴家太固执了。原来，邴家的家长，是邴原，一位颇有骨气的读书人。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的最大的儿子曹修，死于建安三年征讨张绣之时。

    次于曹修的，是曹丕。曹丕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比曹冲大九岁。

    曹丕没有曹冲那么聪明，或那么心好。曹操一向对曹丕不太喜欢。除了曹冲以外，曹操所最喜欢的，第一是曹彰，其次是曹植。

    曹丕、曹彰、曹植，还有一个曹熊，都是第一个小太太卞氏所生。卞氏出身是风尘女，原籍(山东临沂之北的)琅邪郡开阳县，流落在(安徽毫州)沛国谯县。她在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曹操；当时，曹操是顿丘县的县令。她的命运很好，自从嫁给曹操以后，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建安二十一年做了魏国的王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曹丕篡位以后，作了魏国的皇太后；在曹叡继位以后，作了“太皇太后”；活到了太和四年，七十一岁才死。

    卞氏为人很好，私底下常常接济曹操的大太太丁氏。这位丁氏，可能是曹操的谯县小同乡，在儿子曹修死了以后与曹操闹翻，去了娘家；曹操亲自请她，她不肯回。卞氏每每乘着曹操不在家的时候，把她接来，厚加款待，在曹操回家以前把她送走。

    丁氏所生的一个女儿，卞氏与曹操也待她很好，把她抚养成人，嫁给了夏侯惇的第二个儿子夏侯楙(懋)。

    在卞氏所生的四个儿子之中，曹丕最大，曹熊最小，死得很早。中间的两个是曹彰与曹植。

    曹丕颇有文才，写过一部《典论》。《典论》之中的一篇，叫做《论文》，指出文章好坏的标准，不可一概而论，因文章本身的性质而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又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只是“止乎一身”。而且，一个人的寿命，无论多长，迟早也是会死的。不如文章之能够把“声名”传于后世。

    曹丕除了《典论》以外，也写了一部很像《聊斋志异》的《列异传》(在《太平御览》与《法苑珠林》里有《列异传》书的引文)。他不仅会写散文，诗也写得很好。并且创立了全篇七言的“七言体”：《燕歌行》。《燕歌行》的押韵方式，与今日的“七古”、“七绝”或“七律”完全不同：它是每一句都押韵的。这《燕歌行》一共两首，每首十六句，气很长，描写独守空房的女子，思念远在他方的丈夫。

    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起曹丕来更高。曹植的五言诗，有抒情、说理、写景、祝颂、象征，种种的体裁与内容；在用字、措辞、押韵，尤其是情感的深度与意境的开拓上，不仅非曹丕所及，亦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所能及。例如，《七哀》中的四句：“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又如，《吁嗟篇》之中的八句：“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渭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飘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这八句，批评家大可以说，“上追《离骚》”；在我看来，这八句比《离骚》“轻快”多了。

    曹植留下的杰作，数不胜数。《洛神赋》是杰作中的杰作。有些马虎的读书人，以耳代目，牵强附会，硬把这篇极美的文字，与下流不堪的谣言连在一起，真是太不应该。曹植赋中的洛神，就是洛水之神，不是死了的嫂嫂甄后。当甄后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被曹丕娶来之时，曹植才不过是十三岁的小孩子，即使可能对甄后有幻想，甄后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意思的。

    苦命的甄后，在童年便已丧父，长大了嫁给袁绍的第二个儿子袁熙，又遇到邺县被曹操的兵攻陷，自己成了曹丕的俘虏。她给曹丕生下了儿子曹叡，留住在邺县，却又因郭氏的嫉妒与进谗，在黄初二年六月被曹丕迫令自杀。她自杀了以后的次年，黄初三年，曹植才因事到了魏朝的京城洛阳；然后渡过洛水回到自己的封地：鄄城。

    这时候，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甄后尸骨已寒，墓木已拱，倘若曹植要尊她为神，该尊她为邺县附近的漳水之神，不该称她为洛阳附近的洛水之神。

    《洛神赋》是一种“纯文艺”的作品。纯文艺的超现实性质，很难被我们中国的业余性批评家所能体认(这些批评家的本业不是研习或写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性的现实主义。因此，他们就最喜欢作“索隐”，硬说贾宝玉是影射什么人，或全部《红楼梦》故事是曹雪芹的自传，把《红楼梦》本身的文笔、结构，完全搁在一边不管)。

    《洛神赋》的文笔与结构，不是在它以前的汉朝若干篇的赋可比。它文字简练，音韵铿锵，叙事干净利落，描写玲珑剔透，虽则题材的本身有点模仿《楚辞》里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处理手法，确是高人一等。

    《洛神赋》中的下面几句话，曾经引起了将近两千年来无数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后，说到别离之时，“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几首极短的赋，更是自创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几个字的《慰子赋》：“彼凡人之相亲，小离别而怀恋。况中殇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入空室而独倚，对床帏而切叹。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复观?日(日宛)晚而既没，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远，怆伤心而绝肠。”

    曹植与曹丕兄弟之间，处得不好，却也不曾有过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诗”的事。《三国演义》厚诬古人，把周瑜、诸葛亮说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说成要把曹植害死，这种“反道德性”的潜移默化，养成了明清以来中国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团结。

    事实是，曹丕先死，曹植后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植于建安十六年、二十岁的时候，被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为平原侯，三年以后，改封为临淄侯。他很得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为魏王，曹植几乎作了魏国的太子。帮他在曹操面前说话的，有杨修、丁仪、丁廙等人。

    曹植做了两件错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为太子的念头。第一件，他擅自叫人开了宫里的“司马门”，让他所乘的车子直驰而出。按照汉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马门，必须下车步行。曹操很气他这种目无法律的行为，下令将主管公家马车的官(公车令)砍头。曹植做的第二件错事，是当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之时，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阳樊城去支援曹仁，对抗关羽。某一天，曹操召见他，准备有所吩咐，他却已经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样子。曹操撤销了他的军职，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从此不给他任何实际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杨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欢卖弄小聪明，又常常泄漏军政上的机密，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杀掉。

    他的另外两位好友，丁仪、丁廙兄弟二人，在黄初元年曹丕当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杀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时一起被杀。

    曹丕叫曹植与所有的诸侯，一律离开京城。各“就”其国。魏朝对于诸侯，无论是同姓或异姓的，都管理得很严。行动的自由极其有限：非得诏书，不能自己来京城；诸侯彼此之间不许有来往，不许通信。在诸侯所居住的国，魏的中央政府设置了所谓“监国谒者”，专管监视诸侯的一举一动，经常向中央政府作报告。

    曹植在黄初二年便被驻在临淄国的监国谒者(姓灌名均)告发了一次，说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公事公办，把他从县侯降为“乡侯”，由临淄侯降为“安乡侯”。

    曹丕在惩戒了他以后，不久又把他由乡侯升为县侯，封在鄄城。次年，黄初三年，再升他为王，称为鄄城王。他进京，于出京还国之时在途中写了《洛神赋》，便是在这黄初三年。

    黄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为雍丘王。他写了两首诗，献给曹丕，诗里面充满了悔罪与感恩的话。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开封西北的)浚仪；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过一年，让他搬去了东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带一举而划了陈郡的四个县，封他为“陈王”。他并不曾因此而快乐。

    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郁郁而终，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明帝追谥他一个“思”宇。有些写文学史的人，于是就拿“陈思王”三个字来称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经一再上表给文帝曹丕与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带兵打仗，为魏国国家立功，始终没有能获得准许。此人真被派到前线，能否把仗打得像个样子，我个人有点不敢对他乐观。文章好、诗赋好，不一定军事、学术也好。况且，他毫无耍刀舞矛、或调兵遣将的经验。

    也许，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线，并非真想立功建业，只不过是想离开牢狱式的“封邑”，逃避“监国谒者”的控制而已。他名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个田舍翁或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个真会打仗的人，结局还不如他。曹彰的胡子有点黄，被曹操称为“黄须儿”。曹彰膂力过人，能够手格猛兽；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到代郡讨伐造反的乌丸(乌桓)。

    曹彰战胜了造反的乌丸(乌桓)，回到长安，见曹操。这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刚从汉中撤出夏侯渊的残部。

    曹操自己打了败仗，看到儿子曹彰打了一个小胜仗凯旋，很高兴，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黄胡子，说：“我这个黄胡子的儿子，果然与众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衔，由“行骁骑将军”改为实授“越骑将军”；把他留在长安，自己回洛阳(可能是准备由洛阳再北上，回他的魏国的都城，邺县)。

    曹彰算是当了曹操在长安的相当于今日“留守司令”，或“前进指挥所主任”的职务。

    曹彰先后的几个官衔，都是东汉的朝廷制度上所没有的中郎将东汉有；但是，所谓“北中郎将”却是曹操所创。“越骑将军”也是曹操所创。西汉与东汉只有“越骑校尉”。至于“骁骑将军”，也只是西汉一度“因人设政”，为了宠遇李广利而特设过，对别人不曾给过这么一个既不像正规的“骠骑将军”，又高过了正规的“骁骑校尉”的名义。

    从“黄巾之乱”开始的所谓“三国时代”是一个乱世。乱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领袖，很会“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种种的奇怪官衔来鼓励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刘备、孙权，都懂得这一套。

    曹操对别人尚且舍得给官、给爵、给钱，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当然也不例外。卞氏夫人所生的四个儿子，一个早死(曹熊)，其余的三个，曹丕受拜为“五官中郎将”，曹彰受拜为“北中郎将”，曹植受拜为“南中郎将”。在这三个人之中，仅仅曹彰一人立了军功。

    曹操回到洛阳，没来得及去邺县，在收到了孙权送来的关羽的首级以后，不久便旧病(头风)复发，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曹彰很快地来到洛阳，曹操已死。

    替曹操办丧事的，是贾逵。曹彰问贾逵：“先王(曹操)的玺与绶，在什么地方?”

    贾逵回答：“先王已经有了太子(曹丕)。玺绶在什么地方，不是(您)君侯所应该问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贾逵称他为“君侯”。

    曹丕这时候不在洛阳，在邺县。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华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阳奔丧，立刻就在邺县行礼即位(宣布继承曹操的魏王之位)。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争位的野心。

    曹彰向贾逵询问了玺绶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继位为魏王?进一步说，曹操为什么要在病危之时，派人叫曹彰赶快来洛阳?是不是想叫曹彰继位?或是，如鱼豢在《魏略》里所说：“依照曹彰的猜测，曹操想改立曹植为太子，以曹植继位为王?

    《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特。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冈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人，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公。又一年，黄初三年，曹丕升曹彰为王，封在任城，称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东省的济宁县。

    黄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许进京。当时的京城已是洛阳(以前魏王国的都城是邺县；汉献帝的帝国朝廷在许县。曹丕篡位以后，定洛阳为魏帝国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阳京城没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说曹彰是气死的，说他来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见他，他坐了冷板凳，气死。

    《世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陪曹丕下围棋，在卞太后的小楼之中。曹丕请他吃枣子；在枣子里放了毒药。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来，曹丕却叫人把瓶罐打坏。卞太后来不及穿鞋，赤脚，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于是，曹彰去世。

    《世说》与《魏氏春秋》的记载，均很难是“实录”；至多是传闻而已。传闻未必全无根据，而加油添醋，势所难免。“想当然耳”更是千古好谈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头禅。

    我却也并无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觉得他仅有“罪嫌”，而无“罪证”，我们不可以轻易判他一个杀害同胞兄弟之罪。

    话说回来，在曹植所写的诔词里面，确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暗示。这诔词，前面是小序，后面是诔词的本文。本文包括有下列几句：“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话中的参与商。曹植又大胆说出了“以(爰)柔克刚”四个字。这分明是说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刚(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温顺得很；后来做了魏王与皇帝，对诸侯与大臣很不客气)。

    曹植诔词中的最有深意的八个字，是“同盟饮泪，百僚咨嗟”。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一个王爷死了，百僚与诸侯大家哀悼一番，也就了事。这曹彰死了，为什么同盟(诸侯)要把眼泪咽下肚里去呢?为什么百僚要“咨嗟”呢?因此我才敢说，曹丕是有杀弟的“罪嫌”(虽则罪证毫无)。

    《世说》又一口咬定了，曹丕在毒杀了曹彰以后，随即又想除掉东阿王(曹植)。卞太后大怒，向曹丕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

    这又是谣言(写《世说》的人，对曹丕确有成见)。曹植是到了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当了皇帝以后，才在太和三年由浚仪王改封为东阿王。卞太后怎么会在曹丕的黄初四年，就称呼曹植为“东阿王”呢?

    曹丕诚然一度对曹植也很不喜欢，却始终并未加以杀害。曹植屡屡向曹丕上万言书、献诗，要求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可见曹植深知曹丕对自己并不“猜忌”。曹丕死了以后，过了六年曹植才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丕对待曹彰、曹植以外的若干异母兄弟，也并不太薄。在黄初三年封了**位作郡王，其后又续封了几个。

    他尤其喜欢“环夫人”所生的曹宇。环夫人大概是娘家以环为氏，而本人十分聪明，所以生过了天才儿童曹冲以后，又生了一位其后成为“中牟王”的曹据，与这个被曹丕特别喜欢的曹宇(她前后和曹操生了三个儿子)。

    陈寿在《三国志》魏的部分，说曹操一共有过二十五个儿子，不曾把曹操的“家乡老婆”所生的一个计算在内。

    在曹操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至少有六个是生下来不久便死了(古时候的接生婆与产妇都不懂卫生，缺乏医药常识，而且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设备与药品。所以婴儿生下来不久，得病而死的比比皆是。生下来能活上三天，便是“喜事”，要做菜请客或者请产妇娘家的人，称为“喜三”。生下来，竟然活上了一个足月，平安无事，就一定必须大请其客，称为“满月之喜”。婴儿最容易得的病，是“惊风”，其实是脑膜炎)。

    天才儿童曹冲，活到了十三岁而死，也是属于“早夭”的一类。却不能称为“殇”。

    一方面，是曹丕及曹睿把宗室诸侯管得紧，曹操的成打的儿子想表现也没有机会；另—方面，这些曹操的儿子，能力与智慧大概也相当平常。否则，为什么曹操自己没有把他们多加提拔呢?

    曹操的若干儿子，到了黄初三年还不曾死的，都被魏文帝曹丕封为郡王或县王；只有一个例外，赵姬的儿于曹茂。曹丕只封他为乘氏公。为什么呢?因为此人“少无宠于太祖”，长大以后，又“性傲(人艮)”(即骄傲而又心狠)。

    卞氏夫人在文帝之时做了“皇太后”，到了明帝曹叡之时，做了“太皇太后”。她以太皇太后的地位，为曹茂向明帝说情。于是，明帝在太和元年把他转封为“聊城公”，又由聊城公而晋升为“聊城王”。其后，他却也不曾犯有什么大过。

    “犯”了过失最大的一位王爷，是孙姬的儿子曹彪。曹彪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弋阳王，当年改封为吴王，黄初五年改封为寿春县王，七年改封为白马王，明帝曹叡在太和六年又把他改封为楚王。

    到了嘉平元年，司马懿既已迎立了齐王芳为皇帝以后，曹彪被人告发，说他与王凌和令狐愚二人同谋，想在许昌另立一个朝廷，由他当皇帝，与司马懿所操纵的洛阳朝廷相对抗。

    因此，司马懿就用皇帝的名义，下圣旨给他，叫他“自图”，换句话说，叫他自杀。他也就乖乖地自杀了。

    这位曹彪，究竟有没有与王凌及令狐愚同谋呢?有可能，但也许是冤枉。我个人的看法，是偏向于“冤枉”的一方面的。《三国志·王凌传》说令狐愚曾经派了一位姓张名式的，到“白马”去拜访了曹彪，曹彪也派人答拜。这怎么就可以成为曹彪参加造反阴谋的证据呢?

    话说回来，他身为楚王，按照魏朝的法律，是不该与当时官居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来往。来往了，就是罪。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案子，今弧愚倘若不是为了征询曹彪对于迎立他为皇帝的计划，是否同意，那又何必派人去白马联络呢?

    那末，曹彪的罪状，是铁案如山了?倒也不见得。第一，王凌的案子暴露之时，令狐愚已死。这是“死无对证”的事。第二，曹彪早已在太和六年由白马王改封为楚王。楚的封地，就在王凌所驻扎的寿春。王凌或令狐愚何必舍近求远，派人到曹彪早已离开的“白马”呢?白马在河南延津县，魏朝的楚王封在楚郡，楚郡的郡治是寿春。王凌当时是以“太尉”的官衔，“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的首县也是寿春。

    这件曹彪与王凌、令狐愚同谋造反的案子，确是颇为蹊跷的，只有等待将来有什么“新证据”从地下被发掘出采再说了。

    曹操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位曹衮，很喜欢读书，虽然文章比不上曹植，为人却谨慎小心，非曹植所能比(但是，也犯了一次禁，所犯的是：未经许可而自动到京都来朝。这个罪，叫做“交通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