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尚书令”，成了费袆的副手。

    老百姓对他的印象极好，把他列为所谓“四相”，即四个丞相之一。这所谓四相，是，诸葛亮、蒋琬、费袆与董允(其中，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是丞相；蒋琬与费袆均有过“录尚书事”的实权，算得上是事实上的“真宰相”。董允仅仅做了“守尚书令”，不曾“录尚书事”；他是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是一个“相”的)。

    董允做“尚书令”的期间，也极短，只做了三个年头，到了延熙九年便病故了。

    继任尚书令的人，是来自南阳郡的吕乂。吕乂的行政经验很丰富，做过一任管盐的典农都尉，两任县长，四任太守。他的办事效率极高，做到了“众事无留，门无停宾”。

    吕乂做尚书令，做到了延熙十四年病故为止，前后五年。

    吕乂的继任者，是贻误大局的汝南郡人陈祗。陈祗与宦官黄皓“互相表里”，纵容黄皓。黄皓之开始干预政治，是在陈祗作尚书令的七个年头的期间。

    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开始做尚书令的，是(河南省桐柏县之东的)平氏县义阳乡人董厥。他做过诸葛亮丞相府的“令史”。令史的官职，似乎比“长史”小，而县令则比县长大(大县的长官叫做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做县长)。

    诸葛亮曾经向别人夸奖董厥，说：“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这“思慎宜适”四个字，是“诸葛体”，费解。意思是：“董厥这个人很小心，想得很仔细，说出话来，很恰当，可行。”

    董厥不仅在景耀元年做了尚书令，而且在景耀四年，以“辅国大将军”的官职，“平尚书事”。“平尚书事”，在名义上比“录尚书事”的权力较小，其实权力是一样的(平字的意思，是“秤”，是“权衡轻重，决定如何处理”。其后的几个朝代，“真宰相”的官衔有的是“平章事”、“平章军国重事”、“与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因此这“平章”两个字成了真宰相的简称。这里面的“章”字，是名词，似乎指“文章”、“文件”。“三品”两个字，不是说真宰相的官阶只有“三品”，而是指“三品以上的官”。那时候，当真宰相的人，要会同中书与门下两个省(院)的三品以上的官，一起研究重要的文件与政务，所以他的官衔才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

    董厥开始做“平尚书事”，为时太晚，不过两年蜀汉就亡。在这最后的两年，在董厥下面当“侍中，守尚书令”的是他的小同乡、平氏县义阳乡人樊建。他们二人有能力处理庶政，同时支援在前方作战的姜维，却没有办法控制宦官黄皓。

    不过，宦官黄皓之坏，并没有坏到了该负亡国责任的程度。那末，该由谁来负呢?第一，当然是后主自己。第二，是竭力主张投降的谯周。这些话，我要等到叙说邓艾与钟会两路伐蜀之时，才能细说。

    我在这一章里，约略叙过了董允到樊建这几位当过尚书令的人，用意在于说明诸葛亮不是没有留心到奖拔人才。在董允以前，蒋琬与费袆均做过尚书令。这两人是诸葛亮有生之年的以前，蒋琬与费袆均做过尚书令。这两人是诸葛亮有生之年的好帮手。更前于蒋琬的，有法正、刘巴、李严、陈震，四个人，都当过尚书令。

    法正与李严的为人，我以前作过批评。刘巴，依照胡健中先生的意见，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荆州零陵郡烝阳县人，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别的荆州名士一窝蜂跟随刘备向南逃难，他却向北走，投奔了曹操，其后又接受曹操给他的任务，回家乡，争取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流落到交趾，又来到了益州，偏偏遇到刘备拿下益州，终于被刘备的情义所感动，死心塌地，先后作“西曹掾”与尚书令，办了不少事，而对外保密。他去世于章武二年(公元222年)。

    陈震是荆州南阳郡人，长于办外交，出使东吴，订成了汉、吴同盟的条约。他在建兴三年以后，一度做过尚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