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这时候住在公安城的行宫内，叫人把吕蒙抬进行宫的“内殿”，以便亲自照料，孙权找了最好的医生来治，同时悬赏：谁能治好吕蒙，就赏他千金，有时候，医生用针灸的方法治吕蒙，孙权见到针刺入吕蒙的肌肉，便自己觉得痛，孙权很想常常去看吕蒙，又怕耗了吕蒙的精神，就叫人在隔间墙壁上凿一个孔，他从隔壁的一间窥视吕蒙的情况。每逢见到吕蒙能够略为吃下一点东西，便喜欢得不得了，对左右大臣、小臣，有谈有笑。否则，见到了吕蒙不能吃东西，他就愁眉苦脸，嗟叹不已，而且晚上就睡不着。
吕蒙的病好了一些，孙权立刻下令大赦，受群臣的朝贺，不久，病又坏了下去，孙权急得乱请道士们在“星辰之下”“打醮”，替吕蒙求寿。最后，吕蒙还是活不了，死在孙权的这所在公安的“内殿”。吕蒙以外，另一位在关羽死后就很快丧命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不是也该死呢?他早就该死了，却不该以害死关羽的罪名而死，就关羽之被害而论，曹操是没有任何责任或“共同犯”的嫌疑的。他曾经以孙权的请求“讨羽”的降书，用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这虽则是居心挑起孙、刘之间的大火并；却也不能不说是送给关羽的一份深厚的情谊。他实在不想让关羽被孙权轻易地击败、杀死。
后来，关羽被杀，孙权把关羽的头送到洛阳，向曹操报功，曹操不仅不曾以对待其他敌人的方式，把关羽的头挂在城门或其他地点“示众”；而且葬之以“诸侯礼”，把他当作一位诸侯而给以隆重的葬礼。换句话说，不计较他俘虏了自己的大将于禁，而把他仍旧看成一位替他斩了袁绍的颜良的人，一度是自己的战友的“汉寿亭侯”。
曹操一生，对不起很多人，却不能被说是对不起关羽，关羽被孙权的吕蒙等人害死，为什么老天要叫曹操也跟着就在三个月之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送掉性命了呢?
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而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是曹操打开了盛着关羽首级的木盒子一看，看见关羽首级眉毛大动，眼睛大睁，于是一吓，就吓得头风之病大发，不久便死。
“演义”的说法未必可靠，但曹操之死，确是死于头风。死前，他很后悔不该在前几年杀了华佗。华佗是豫州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小同乡，是一位配得上称为“全科”的医生，会开汤药的方子，会用针用灸，会施行开刀手术，而且有“麻沸散”能叫病人被麻醉，不觉得痛。
曹操在以前头风初发之时，曾经叫人把华佗找来，留在身边。遇到头痛，随时请华佗刺上一针两针，头痛就好了一些。
后来，曹操有亲戚得病，叫华佗去治，华佗请假回家，又借口老婆有病，一再请求延长假期。曹操派人去查，查出了他的老婆并没有病，就把他关在牢里问罪。狱吏对华佗严刑拷问，把华佗终于弄死。因此，到了曹操于关羽死后，头风恶化之时，便没有人能把曹操治好。
曹操死在洛阳，他的儿子曹丕当时还在邺县，邺县原是袁绍的大本营所在地，被曹操在建安九年从袁绍小儿子袁尚的手中夺来，作为自己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许县的地位逐渐下降，只留下了汉献帝的傀儡朝廷。
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当了魏王。这作为魏郡首县的邺，也就成了魏国的都城，获得了“邺都”二字的称呼，许县于曹丕篡位称帝以后，被改称为“许昌”。曹氏父子的家乡谯县，在某一年被升为谯郡。这三个新兴的都会：邺都、许昌、谯郡郡城，加上东汉遗留下的长安与洛阳，成为所谓“五都”。
曹丕的为人，比他爸爸性急，他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继承了魏王之位，叫人把汉朝的年号从三月起改为“延康”。
这延康年号寿命只有八个月，从十月起又被改为“黄初”。
黄初是魏朝的第一个年号，而”延康”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
妙在黄初元年只有十一月与十二月，两个月而已，汉献帝在延康元年十月逊位；曹丕(魏文帝)在黄初元年十一月即位。
曹丕篡汉，是当时一般忠心于汉朝的人所痛心疾首的事。后代的历史家，对他的如此举动，以及对他父亲之窃夺汉朝政府的大权，很少有好的批评。
我有一个姓曹的朋友，曾经在我面前替曹操父子辩护。他说，汉朝在中原的政权，早就于董卓之时落入各州、各郡的大小军阀之手，倘不是曹操东征西讨，一手削平了这些军阀，汉献帝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原是曹操自己所建立的朝廷，曹操不曾“窃夺”这个朝廷的政权，曹丕也不曾“篡取”汉献帝的帝位；而是“继承”了他父亲为他奠立的帝位。
这位朋友继续说，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革，一向有革命与禅让两种不同的方式。革命包括流血，禅让是和平的。所以，禅让优于革命。曹氏替代刘氏，说成篡位固未尝不可，而实际上是禅让。其后，由晋而宋、齐、梁、陈，以及由唐而五代，直传到宋；都是一朝禅给一朝，也就是一朝被其后的一朝所篡。“我们家的孟德公(曹操)名誉虽然不好，却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吧!”
这位朋友有替他的祖先作辩护人的权利。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颇有距离。尧之传舜，舜之传禹，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仅有《孟子》、《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留下了一些互不一致的传闻，极难获得明了，曹丕在行罢禅让之礼以后，对左右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八个字，很容易引起后世历史家的反感。禹有治水的大功，曹丕的功是什么?倘若受禅的是曹操本人，那就多少有一点功绩足以称述。可惜，曹操倘若从开始便以自己的名义打天下，不利用汉献帝，不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就谁也不能说他与他的儿子是篡位的奸臣了。
我在这“孙刘翻脸”的一章之中，不忙于叙述刘备如何兴兵为关羽报仇，而先将曹操之死与曹丕之篡汉作一个交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本人并不曾立刻忙于替关羽报仇，而是先做了皇帝然后才率军东下的。在刘备称帝以前，曹丕先称了帝，所以我才不得不先把曹丕篡位的事略谈—下。
刘备称帝的事，也必须一提。他是在曹丕篡位以后的六个月，听说汉献帝已经被弑，才由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的推戴，而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子日”，杀了黑颜色的公牛(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衹”，“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嗣武二祖(太祖高皇帝与世祖光武皇帝)，龚(恭)行天罚”。
刘备“龚行天罚”的对象，在这篇祭告天地的文书里所说的，不是孙权，而是曹操父子，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既然“龚行天罚”的对象，是已死的曹操与篡位的曹丕，刘备做了皇帝以后，便应该出兵北伐，而不该丢开曹丕不管，反而以全力亲自东征孙权。
赵云就曾经以如此的话，对他进谏，他却听不进去。诸葛亮有没有也公开表示反对，我们不知道。诸葛亮在心里根本不赞成。诸葛亮曾经在事后说，刘备很肯听法正的话，倘若法正不曾早死，他必能阻止刘备东征。
刘备本人当局者迷，一定要先给关羽报了仇，消灭了孙权，吞并了东吴，再谈其他(也许，他自以为太了解孙权了，看不起孙权及其部下的能力，觉得有把握顺流而下，一举而克复南郡，进占江夏，席卷豫章、丹阳、吴郡；然后再转师北上，讨伐曹丕)。
刘备一生“多败少成”，大都是由于在事前缺乏充分的考虑，丢开了当前的大敌曹丕，而先与孙权拚一个你死我活，这是大错。即使想先打孙权，其实也不必亲自带兵去打。黄权劝他，派一员大将去就可以；黄权并且愿意自己去冒险一试。刘备不肯采纳。于是，御驾亲征，声势浩大；然而他所带去的实在兵力，只有四万多人，以四万多人的兵力，想一举而消灭孙权，吞并东吴，真叫我们不懂。
当然，《三国志》的记载，可能错误，刘备所带去的兵，可能超过四万五万。但是，以当时益州的户口而论，太多的兵是抽调不出来的。而且，汉中郡之北，还有大批的魏**队不能不防。
孙权交给陆逊带去抵抗刘备的吴军，有五万人，以五万对付四万，陆逊的成功不仅仅靠他的优良战术。
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亦即章武元年四月称帝，五月就丧失了张飞，张飞死于部下范疆、张达之手。七月，刘备出发。
孙权曾经在刘备东下之时，派了使者来求和，刘备盛怒未消，加以拒绝，刘备的前锋将领吴班与冯习，很快就击败孙权的李异与刘阿．收复了巫县与秭归。
次年，章武二年，刘备在正月间叫吴班、陈式二人率领水军，守住夷陵(宜昌)的东西两岸，自己由前线回驻在秭归(这一年，是曹丕的黄初三年，孙权的黄武元年，公元222年)。
孙权的部队在这一年这一月，击溃了刘备的营盘五座，杀掉五个指挥官。然而，不过是小接触而已。
章武二年二月，刘备把陆军主力由秭归推进到(宜都县西北的)猇亭。在秭归与猇亭之间，他的军队分驻在几十个营盘，最前的一个与最后的一个，相距有“七百里”，犯了兵家“分散兵力”的大忌。
他的另一个错误，是营房全用江岸两旁山上的树木所建造，而不是用泥土与石块。
陆逊，孙权所派来的大都督，不忙于立刻与刘备交锋，而不惜花费半年的时间，研究刘军的强点与弱点，他研究出来，刘军的几十个营盘互为犄角，不容易被单独击破，只有用几十支小兵力，同时对它们一起进攻；而且，最好用火来攻。
陆逊动手的时候，是章武二年(黄武元年)闰六月。一场恶战，同时烧掉了刘备军四十几个营盘，杀掉了几万兵与大将张南、冯习，与来自(四川西南部的)越隽郡的“胡王”摩沙柯。
摩沙柯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之中被写成“沙摩柯”，可能是当年抄写的人抄错。
刘备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极小部分的主力。这残余的主力，也被陆逊督率了若干人马加以包围、击溃。
《江表传》说刘备把皮盔皮甲作为燃料，烧断了夷陵的山路或栈道，狼狈得很，一口气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节)。
刘备的镇北将军黄权，掌握有相当多的兵，不曾来得及援救刘备，被陆逊的部队隔断，便投降了曹丕，驻扎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带的孟达，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孙权建议，索性对刘备跟踪追击，捉住他，吃掉益州。
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说：“曹丕正在集中兵力，借口帮助我们讨刘，其实是很想袭取我们的后方。我们不可以不对曹丕加以戒备。所以，我已经大胆地自作决定，叫追击刘备的兵停止前进了。”孙权的昭武将军朱然与建忠中郎将骆统，看法与陆逊相同。
曹丕果然在两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统率，来到(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统率，来到(无为县东北的)濡须；一路由曹真统率，来到南郡的首县江陵，把江陵包围了起来。
孙权慌忙派遣吕范以五个军抵抗曹休；叫诸葛瑾指挥潘璋与杨粲等人救江陵；严令朱桓以“濡须督”的身份，死守濡须。这二路兵，有两路均被曹军打败，仅仅朱桓总算表现得还不太坏。
孙权向曹丕上书悔过，把话说得十分客气：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愿把土地人民一起“交还”给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的回答是：“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只因为“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儿子孙登来当“人质”，你多方推诿，不曾送来。
孙权在当时已经是大魏帝国的诸侯，受封为“吴王”，照规矩确是应该送一个儿子以上到京城洛阳以“任子”的身份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实上作为忠心于魏国朝廷的担保。
他始终不肯送，由于不愿意把鼻子交给曹丕牵，不愿意丧失他的“独立王国”的国君的地位。
于是，吴、魏之间就继续处于交战状态，吴在一方面和刘备结了深仇；一方面又实在有点儿吃不消曹丕的三路进攻。
孙权挨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着脸皮，以战胜者的身份，向战败者刘备求和。他特派太中大夫郑泉前往白帝城，拜访刘备。
刘备接见郑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个太中大夫(宗玮)到武昌见孙权，算是答聘。孙权这时候已经把江夏郡的鄂县改名武昌，作为新设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吴郡的曲阿县——即丹阳。后来在秣陵县境内造了建业城——即今日的南京。袭击关羽以后搬到公安城，为了就近支援陆逊抵抗刘备而又迁居到武昌城(刘备在自称汉中王的时候，都城在理论上应该设在汉中郡的南郑县，而事实上留在南郑县之时极短，便去了成都。其后，自称汉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论上又应该设在长安或洛阳，却由于事实上的限制，只能偏安一方，把京都也都设在成都)。
孙、刘二人经过了这一番互相报聘以后，可谓言归于好。
刘备在次年四月二十日去世，刘禅继位，把一切军政事务交给诸葛亮管。诸葛亮坚持了他的联吴伐魏的政策，此后吴、蜀之间不仅不再有战争，而且合作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