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加以考虑的，它的"七分"真实多半集中于此，以便腾出手脚，在虚构人物上略略施展，"三分虚构"即着墨于此。我们且试着看看罗氏笔下的曹操如何？
若以"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衡量伟人的标志，曹操显然是要落选的，和周瑜同其结局。三国时人，除了被满中国祭祀的忠勇典型关云长，大概只有曾让杜甫寻觅其祠堂的诸葛孔明可以受此殊荣，而曾被我们明哲的鲁迅先生断定"至少是个英雄"的阿瞒（已故主席也曾默诵其遗篇），却尝尽了"死去原知万事空"的滋味。在《三国志》里，陈寿对曹操的评价可说是迥出众人之上，读其仿"太史公语"的"评曰"，如"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尽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古今能得此等判语者实在为数寥寥，而在三国时代，又正可谓"舍此不作第二人想"。想陈寿固非曲语阿世之徒，那么，一个少壮时高歌"天地间，人为贵"，中年时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晚年时不惜以"烈士"悲情抒发"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志的雄杰，逮至后世竟忽忽成了千夫所指的大奸雄，实属匪夷所思。曹操不少为人诟病的劣迹，追究起来都不无可疑。即以杀吕伯奢为例，按此事出自吴人所著之《魏书》，立场本就飘忽，而其所叙之事境，又极为离奇乖情，很难按事件的逻辑加以还原。那句令曹操遗臭万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原属野史裨语，颇难征信。又曹操之迫荀彧自杀，亦非铁论。细想荀文若赴濡须坞途中尚与曹丕谈艺论剑，言笑正欢，其人雄杰之气固较曹操远甚，说谋论智，却也相差不远。曹操若有杀荀之意，荀君绝无不睹先兆之理。虽然，持此论者大多从荀彧反对曹氏篡汉自立着眼，认为曹操杀荀，非为无故。倘如是，不过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则可，据之立论则谬。罗贯中著小说本着"兼采为美"的信条，对史料基本上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一般视为信史的陈寿《三国志》并无多少侧重。读者若有意比照孙盛《魏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书》等籍（裴注中对这几部书颇多采集），会发现罗氏《三国演义》，纯出之想象添加的笔墨竟意外地少。即使面对笔力集中贯注的曹操，罗贯中似乎也并没有特地发明多少虚构细节以供编派之用，他只是尽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组合而已。因此，罗贯中与其说艺术地再现了曹操，毋宁说乃是曹操劣行败迹的传述者和集大成者。
罗贯中笔下的曹操，奸滑之气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随处可见，作为文学长廊中的一个艺术形象，他不仅在中国文学中为仅见，放诸世界，亦难逢敌手。西人马基雅维里若获知曹公行状，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有曹操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例征，他的《君主论》无疑将写得更为出色，"马基雅维里主义"也将更具说服力。曹操在罗贯中笔下，除却杀吕伯奢和借粮官人头以安军心两桩著例外，他如对许攸跣足相迎、"拔剑斩近侍"及"抹书间韩遂"诸节，在在都显出其人惊世之伪。我们说过罗贯中写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凭实据，他认同了前人对曹操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大量著述，只从艺术效果而非历史公正的角度遴选材料；又因为罗贯中在小说上也正有着他笔下曹操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操形象的最终完成者，他施诸孟德的笔墨也同时成了针对其人的终审判决。
对罗贯中我们当然抱着崇高的谢忱，也无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问题在于，我们如此给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评价的"非常之人"涂上花脸（读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没有一点愧疚之情吗？我要说的不是罗贯中是否有权如此处理曹操──他当然有权，而只想对人间公正意识的脆弱稍表缺憾：我们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借助法律的大纛，决不容忍任何施诸己身的诽谤行为，一方面却觉得可以认同一位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的怪论"对死人不存在诽谤"，而将小说的魅力置诸公正概念之上，听任某个古人饱受着千年冤曲。何况，这位古人又并非李鸿章"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者流。中国人历来强调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阿瞒不可能无所萦怀。文学以虚实相间为美，历史以诚实不欺为上，而当小说干犯了历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操也就只能沦为谈笑中人、戏曲中人。为曹操翻案之所以难以成功，并非当年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呐喊不力，事实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这么一位任人奚落的对象。由此我们可见所谓"时间是最公正的"这一陈述的苍白和不可尽信。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头上，善良的百姓也从来有着不善良的那一面，他们那由"集体无意识"所策动的观赏心态，常常会演化为某种更致命的群体力量，遂导致一股飓风般蠢动不已的观念施暴行为。一个特多暴君的民族，其子民不可能不具备助纣为虐的意识。某种意义上，罗贯中对曹操的歪曲性描写，也可看成对人心世态的妥协，即使在元末明初，罗氏已无法改变人们心目中对曹操的"奸雄"定位了，这一点我们可从对罗氏《三国演义》的仔细玩味中略得一二。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我一直无法接受罗贯中对曹操全然否定的说法，不，他对阿瞒还是抱着相当程度理解的，偶尔还会为曹操加上点闪光之处，"谋董贼孟德献刀"即是（按此节史籍不载）。至于罗贯中对刘备之非一味肯定，识者早已指出：摔阿斗时的虚伪，彝陵之战前的暴戾等，罗贯中皆讥讽暗藏。我这么说的另一个理由是，我本人对曹操不可遏制的偏爱，起初正是读罗贯中《三国演义》时生发的，正如我对刘备的反感，亦假诸罗贯中之手。这里便可见出罗贯中的伟大，或曰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伟大。
探讨一个权谋术最发达的民族何以视真正的权谋大师曹操为白脸奸雄，是有趣而不乏沉郁的。参照孙子"兵者，诡道也"之立论，曹操正乃一不世出的雄杰，他的一应机变谋略，既不曾逾越兵法的游戏规则，也是生逢乱世时的明智选择。何况，他恢廓宏奇的诗文，礼贤下士、求贤三颁的明哲，都是千载之下无人可及之举。或曰，曹操的反对者，事实上都是远远无法与曹操比肩之辈，他们既无能具备对计谋的纯粹审美力，又无力在潇洒豪迈上与曹操争胜，便只能以一副"技不如人"者常有的羞恼，试图通过对曹操行迹的指责，以图捡回一点脆薄的自尊。以此，我们正可了解缘何一个注重君子风范的国度，又恰成修炼"伪君子术"的名山道场。从立身行事远不如曹操的迦太基枭雄汉尼拔却在西方暴得大名中，我们或可汲探国人思维的某些独到之处。
我们需要美妙的文学，我们是否更需要历史的神圣？这是个两难选择，也许，百姓的智慧依旧是最高的智慧，他们的做法是：拒绝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