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实在是一个被谈论得太多的时代，因而也成了被误解得最深的时代。三国中人，大抵盖棺而不能论定，彼等身后的升迁荣辱甚至较生前的戎马岁月更动荡不定，也更富于戏剧性。设若有一艘时间潜艇将这班好汉运抵当今，读着由一位名叫罗贯中的后人为他们撰写的集体传记（且不说还有一位名唤王扶林的导演据此敷演出的八十集电视连续剧），真不敢想象会生何感想。诸葛亮多半会被自己的绝顶智慧弄得目瞪口呆，一俟看到自己竟沦为一仗剑作法的妖道而在七星坛上咒语喃喃，胡乱祭风，大掠周郎之美，或许一羞之下便拂袖而去。随之离席的还有借口"如厕"的东吴谋士鲁肃，这位"体貌魁奇，少有壮节"的"狂夫"型儒将，实在无法接受小说里那位──更不必说还有电视里那位──也叫"鲁子敬"的孱头。张飞照例在哈哈大笑，只管用大碗喝着"人头马"；关羽，这个极度自负的美髯将军一边暗叫惭愧，一边寻思着哪天去给罗贯中老弟上一回坟去，虽然一出门便受到当代同性恋者的追逐；曹操沉默无言，只顾嚼着口香糖，眼神里布满"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般的憔悴。如果个中闹出人命案的话，多半便是周瑜了，这位风流倜傥、气宇轩昂的东吴大都督，纵然从不曾在"诸葛村夫"手下受过气，这次怕要因罗贯中的编派而气绝身亡了。因为，说周公瑾气量偏狭，本来就和说诸葛亮智力平平一样离谱。昔东吴老将程普，仗着三朝元老的身份，对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由于公瑾天性豁达，不念旧恶，遂重演了一出三国版的《将相和》，致使程普慨然有叹："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饮自醉。"三国故事肇始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该书"古今訾嗷者非一"（王士祯语），誉之者如叶适标举为"笔高处逼司马迁，但少文义缘饰，终胜班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诃之者即如渔洋山人，至若认为一本我莫识其名的歙人撰写的《季汉书》，较陈著"不惟名正言顺，抑且文词斐然"（《池北偶谈》卷十六）。陈寿虽为蜀人，一度在蜀地为官，但考《三国志》的立场，仍以魏为正统，对曹操及手下众多谋臣武将，着墨既夥，也多褒扬之词。陈寿撰书时，世间已有《魏书》、《吴书》可资取材，独蜀国无史，但这未必便是《三国志》中《蜀书》篇幅最弱的原因。我们发现至少在这位大半辈子生活在三国时代的谯周后人眼里，如关云长、张益德、赵子龙等辈并不被特别看重，对诸葛孔明也非一味赞誉，"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判词，着实让后人心惊。又百余年后裴松之出，此公鉴于陈寿选材过苛（一方面也是陈寿所能依据的史料当时不过区区三种，由是亦可见叶适所谓"（裴）注之所载，皆寿弃余"之不确），遂立志增补。裴松之本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的雄心，参较各类著述二百一十种，以超出原著数倍的篇幅，终于使自己获得了几可与陈寿共享署名权的荣誉。虽然裴松之在注中不时加上点个人的指谬辨疑性的评论，总体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囵吞枣型的资料收集者；因了他这份辛勤的罗列，我们顺便知道民间的三国热，非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始。
曹操形象的嬗变在裴注中已露端倪，盖正始玄风吹拂下的魏晋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独特的睿智、宽容和超然，不似后世只知将人判为或善或恶、壁垒分明的两极，是以曹操之名尚可在奸雄与英雄之间游移。曹操奸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铁论，不仅孩子们都会"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东坡志林》），其人因是"汉鬼域"，抑且为"君子所不道"（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而当朱熹《通鉴纲目》中正式确定"帝蜀寇魏"的立场时，曹操的奸相也就只能毕露了；他在去自己千余年的罗贯中笔下沦为古今第一奸人，实在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罗贯中当年着手处理三国故事时，掌握的书籍及民间传唱资料（主要是《三国志评话》）已非常丰富，结构上的经营布局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拟虚构也更为棘手和切要。罗贯中有横空出世之才，《三国演义》规制雄奇，大开大阖，小说的气势已不逊于所描绘的时代。塑造人物匹似顾恺之为人写真，寥寥数语已是颊上添毫，龙首点睛，靡不神情毕肖，千载之后犹猎猎生风，呵之得生。罗贯中执笔时虽未尝一刻稍忘陈、裴之《三国志》，但他的小说在民间却真正促成了对《三国志》的遗忘。然则罗氏所撰究系历史耶？小说耶？
关于此种体裁有一个现成的抹稀泥似的称谓，曰历史小说，然困惑亦于兹生焉。盖历史与小说本属壁垒分明的两个领域，各秉赋着一套价值标准和操作规范，虽然太史公（还可以上溯至左丘明）笔法里已多摹拟之情事，但那通常是在须揣摸方得其似的情况下，正孔融所谓"想当然耳"之举，虽属历史著述本身的无奈，其初衷却又并非出于对小说笔法的注重，而实在应被视为一种"原其终始"的努力，不如此，"鸿门宴"将不复闻矣。我们常见的倒是，历史无意于借小说以美容，小说每常演历史为说部。历史小说似对应于小说史，但后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则林汉达先生编著的《上下五千年》或辽宁少儿出版社的《五千年演义》之属，因致力于史学的蒙学化而奉行一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则，是"小说化历史"而非"小说史"，亦已昭然。历史的小说化乃历史的变节，小说的历史化则不啻为小说的升华，因此，历史学家往往宁受"少文义缘饰"的指责而坚守诚信，小说家（当然也包括戏剧家如莎士比亚、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处置历史事件"并据此写出了《罗慕路斯大帝》的迪伦马特）则每每热衷于涉猎史部，以使作品在叙述的广度和意蕴的深厚上都有所猎获。历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圣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说家天赋有虚构的权力也是不消分说的，如此，当小说家一面要捍卫虚构的特权，一面又不愿对历史题材割爱时，神圣历史的马其诺防线只能接受崩溃的结局，不复有尊严可言。历史小说，这并非对历史的另一种描述，而只是小说的别一种写法。准乎此，历史本身的尊严便被置诸小说的法则之下，成为小说家厨房里聊供烹饪之需的鸡鸭鱼肉。
回到罗贯中《三国演义》。清章学诚在《丙辰札记》里已用"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界定了它的虚实结构，肯定了罗氏对历史的基本忠实。我无意对"七实三虚"的比例作出质疑，而更想对其内容加以关注，即何者可虚？何者当实？
答案并不因问题的重要而显得棘手，只要稍稍比照一下《三国志》就会发现，小说忠实者事，虚构者人。应该指出，在小说家对历史的改编中，所谓"忠实"只是被视为一种手段而纳入构思的，相形之下，改编事件较之虚构人物风险更大。事件，尤其当这些事件又是如官渡之战、赤壁大战、彝陵之役那样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话，就更由不得小说家施展想象，任意涂窜。在罗贯中那里我们发现，尊重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是作为小说的叙述前提和基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