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口才突出的人，当然也就派生出名嘴、臭嘴之别。名嘴臭嘴的标准很难定，比如今天，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常会摆出一副天下名嘴的气派，撇开其中个别翘楚，老百姓都知道，大多数混迹其中的家伙，其唾液中的才学，实在值得重新测试一下。电影《巴顿将军》里有一位美国将军，身陷敌手，德国人要他投降，他回答"我操你娘"。巴顿听说后，一边麾动部下驰援，一边说了句有意思的台词："快，去抢救有口才的人。""我操你娘"算不算有口才呢？在那个场合，那种关头，我同意巴顿的意见，这四个字实在才气汪洋。
三国时代名嘴颇多，如以桥玄、何颙、许子将为代表的人物品评家，他们名头锃亮，每到一地，辄令寻常士大夫纷纷"改节饰行"。《三国演义》中有位骁勇的武士太史慈，史书上记载，他之所以不被人接纳，乃是有人担心许子将知道后要笑话，可见这拨名嘴的厉害。然而，正所谓"天下无道，处士横议"，在这些名嘴之外，我们也会不时听到另一些意气骄横、怪诞绝伦的议论。盛世纶音不得与闻之时，独多乱世颓论，本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为了解三国时代特有的风习，我们便不得不提到其中两张著名臭嘴：孔融与祢衡。
先说孔融。
在西汉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之后，孔融便有着中国最大的来头，他竟然是大圣先师孔夫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旧时几乎所有蒙学读物都有记载，可说家喻户晓。对自己非比寻常的出生来历，孔融显然也知之甚详，少年时就曾巧加利用，借此成功地打入上流社交圈。当时有个南阳尹李膺，喜欢在家里摆名人沙龙，对来客要求极苛，曾特意关照守门人，"非世贤及通家子孙，"一概不见。孔融前去求见了，亮出的正是"李君通家子孙"的招牌。李大人揉了半天眼也没看出眼前这个后生小子，祖上曾与自己有甚瓜葛。"大人差矣，"孔融嘿嘿一笑，"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他指的乃是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孔子造访老子（李耳）一事，那真可算"累世通家"了。不仅李膺，在座众位显客无一不被他的捷才震倒，只除了一位倒霉蛋。他因为晚到，没有亲耳听到孔融迅捷无比的应对，经由别人转述，效果不免打了折扣，于是便说了句不太友好的话："小时聪明，大未必佳，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想想前些年的少年大学生，我们觉得这位仁兄的酸论，未见得全无道理。没承想孔融立刻冲他顶上一句："看得出来，先生小时候，一定聪明无比。"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一个外省青年想要在巴黎成名，最佳捷径便是得到某位沙龙女主人的青睐，以便尽情展现自己的社交才华。在公元二世纪的中国，这一招好像也管用，至少孔融的名声，就离不开这些宾客的叫好、捧场。他的嘴有着强烈的宣泄**，自然会对旁人耳朵有着额外的需求。孔融不是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人，通常在座的宾客越多，他的舌根越为迅捷灵动，唾沫也越为上下翻飞。
口才其实也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它可以被细分为很多种。拿孔融来说，他也是有其长有其短的，比如在今天，你若想和孔融在电视上展开辩论，没戏，看他不刻薄得你体无完肤。你得和他展开笔战，而且别在小报上，别通过无法容纳精密逻辑的千字文，你得堂堂正正地用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与他较劲，这下孔融完了。他舌根上的智慧就像一个100米跑选手，坚持不了多久。再举个稍嫌不伦的例子，他有点像可敬的日本棋士藤泽秀行，"五十步天下无双，"要和他过招你得坚持五十步以上。藤泽老先生当然五十步后仍然功力非凡，孔融就不行了，他的思维一旦拉长，立刻就像拆散的毛线，头绪纷乱起来。
结论是：这样的口才虽然无助于义理的研讨、学术的深化，用来混淆视听，颠倒舆论，制造喝采，却比什么嘴都厉害。
孔融还很有胆气，不，联系他一生，他的胆气只怕是太大了点。小时候他就成功地救过一个逃犯，以至自己和兄长一起进了大狱。那位逃犯张俭本是孔融哥哥的朋友，前来求救时碰巧哥哥外出，只有孔融一个小鬼当家。张俭虽然起初有点瞧不起孔融，但这位被李膺断定将成为"当代伟器"的圣人后代，却成功地帮助张俭脱逃。他本人没有逃，逃跑永远不是孔融的个性，孔融宁愿和哥哥一起锒铛入狱。不知是义薄云天还是天生奇胆，入狱后他直对着狱吏叫嚷："不关我哥哥的事，不关我哥哥的事，张俭是我放走的，快快拿我是问。"他哥哥急了，也在一边叫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弟弟无关。"狱吏没辙了，少不了得请示上峰，结果上面意见是"把弟弟放了，哥哥留下"。----出狱后的孔融，名声立刻像不羁的野火，在中原四处弥漫。
闻名不如亲见，亲见胜过闻名。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孔融当堂一坐，别人就只能要么乖乖地充当听众，要么傻傻地像听堂会那样在一边叫好，鲜有敢与他正面舌战的。十六岁的孔融已是这样，三十八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一根舌头匹似毒蛇长长的引信，在众人面前嘶嘶作响，不断挑衅；奇谈怪论则像联合牌收割机，掠过听众汗水涔涔的额头，毫不留情地把别人那点社交智慧辗个粉碎。孔融当时就觅得了一个雅号："议主"，可惜中国既没有古罗马的元老院，也没有西方现代的议会制度，所以孔融虽深具国会议员──也许还是众议院议长──的才能，却仍不得不到下面弄个官做做。皇帝原开设在洛阳的太学，已在两次"党锢之祸"中遭到重创，后来连首都洛阳都已残破到无法居住的程度，值此乱世，孔融不可能觅得一个安静的所在，可以让大家整天只管喝酒聊天，欣赏他的"议主"风采。北面战火频仍，到南边去吧，到南边过一把父母官的瘾。
我无法想象孔融作为地方官会是一副怎样的尊容，他不仅昏庸，而且注定会把昏庸体现得与众不同，仿佛昏庸还是一种艺术。严格地讲，孔融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他做秀的热情充沛昂扬，至于如何关心百姓疾苦，如何成为识时务之俊杰，便不加萦怀了。在生灵涂炭，百废待兴之时，孔融为官一任，甫一就职不寻思着如何恢复农业，安抚百姓，治理战争创伤，整天尽忙着修复城墙，开设学校，举荐些与他具有相似风格的儒士，仿佛天下已长治久安，从此不再有兵戈扰攘，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开辟出一片承平气象来。他天性乐观，脑子里尽盘算些使自己显得不同凡响的离奇念头，而所有这些念头都以"不切实际"为主要特点。他对本地活着但活得非常艰难的百姓毫不系念，却满脑子想着所谓"示惨怛之爱，追文王之仁"，对客死本地的外乡游士，准备了上好棺木，将他们一一入殓。葬礼上的孔融是否像基督教牧师那样发表演说，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能够使孔融产生热情的事情必须同时具有两个特点：它必须既风雅又怪诞。同郡有个孝子名叫甄子然，在孔融到任之前即已不幸早夭，为寄托自己飞来石般的奇特哀思，孔融竟仍不断地为他"配食悬社"，仿佛他还健在。
想到孔融的死因之一乃是忤逆不孝，他对甄子然的态度，只能从思维方式的一贯矛盾上去索解。依古代的道德观念和法制思想（两者往往合为一体），孔融确实有取死之由，罪名未见得都属罗织而来。
孔融的思维是奇特的，除了些具有古代"嬉皮士"风格的酸丁，他从不知世上还有何人值得提拔奖掖，或者，要想得到孔融的抬举，还需先满足一个没人愿意满足的前提：即像那位孝子一样，以自己郁郁弃世为代价。他对当世知名的经学大师郑玄敬意无几，偶尔还要奚落几句，对死在司徒王允手下的东汉大学者蔡邕却愁情满怀到这般地步，以至仅仅因为某人模样有点像蔡邕，喝酒时就要把他拉到身边，为上天替蔡邕留下一个活面具大发感慨。孔融对郑玄这类以严谨见长的学者，是否心存忌惮呢？不知道，至少你从孔融的表情上看不出这一点，即使在敌人大兵压境，"流矢雨集"之时，他仍能以一种鬼见愁的风度，"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对，他感兴趣的就是这么个姿态，他想证明的就是自己与世上"方伯"一族的本质不同。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造型，他甚至还会主动请缨，与武将们争功，"大饮醇酒，躬自上马"，俨然一副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气概。可惜，凤落平阳不如鸡，马上的孔融醉意朦胧，又不会什么醉拳醉剑，结果只能仓促间将武夫的进取造型临时改为诗人"仰天大笑出长安"式的昂然而退。好在谁都知道孔融是圣人后代，谁也没有真对他肩膀上的东西感兴趣，所以他总能不失体面地全身而退，扔下自己的百姓，从一个州郡窜到另一个州郡，反正照样会有人请他继续从事昏官生涯。像济公一样，孔融的腰间大概也总悬着一壶酒，以便在路上一颠一颠时也能摆弄出点风度来。济颠和尚悬壶旨在济世，孔融呢？
当然也没法把孔融说成害群之马，这个不愿对社会负责任的圣人后代，事实上也只具备有限的危害社会能力。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动荡和破坏，那是军阀豪强们的勾当，如先后劫掠长安的董卓和李傕、郭汜，如整天做着皇帝梦的袁术。孔融虽唾沫不断，实在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当然话说回来，作为因果报应，最终死于曹操之手的孔融，其本人对他人生命原也较少体恤，滥杀忠良之事，孔融也曾染指。有一次为了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义理观，他决定拿一个自己举荐过的人开刀。万事俱备，磨刀霍霍，只待问斩之时，一个名叫邴原的先生前来质问他了。孔融本就理屈，这一次便难得地落了个下风，被邴原驳得哑口无言。你道孔融如何譬解？他竟厚着脸皮对邴原说："我不过想开个玩笑，先生怎么当起真来。"邴原毫不含糊，当即追问道："岂有拿别人生命开玩笑的道理？"这就是孔融，既才华横溢，又思维错乱，既口若悬河，又耍泼无赖。
曹操偶尔也会派点活计让孔融干干，如为了安抚袁绍，使他暂时不致与自己为敌，他曾派孔融持天子节钺，并虎贲卫士百人，将大将军的印玺，隆重地给袁绍送上。这等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交给孔融去做，曹操实在是找对了人。──可怜而又奇怪的孔融，离开袁府后他曾在荀彧面前对袁绍及其手下大加夸奖，仿佛这一趟旅行颇和袁绍套上了交情。谁知他仍然把袁绍得罪了，就在孔融回到许昌不久，一封袁绍致曹操的亲笔信交到了曹操的案头，袁绍不假掩饰地要求曹操把孔融杀了。孔融是怎么把袁绍给得罪的，我怕他自己都懵里懵懂。
给孔融多大地盘他都无法自力更生，虽然他嘴